一八九八年，大清光绪二十四年，按照干支纪年又称戊戌，正当康有为上书要求变法的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刊行了著名的《劝学篇》，核心内容之一是教导国人忠于朝廷。为此张之洞列举了大清超越历代王朝的十五项仁政，其中首屈一指的是“薄赋”—老百姓纳税少，主要证据就是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昭告天下的“永不加赋”国策。

张之洞接着指出，清朝另一伟大举措，是频繁的全国性蠲免，也就是不定期地在全国范围内豁免农业税—尽管税率已经很低。这是十五仁政中的第二条。

第九条也与此密切相关。历代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战争等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计划外资金的突发性事件时，一般都向老百姓摊派，汉、唐、宋、明莫不如此。比如明朝末年，为了应对山海关外的满洲和关内的遍地烽火，朝廷向百姓征收的赋税达到了原定额度的150%，堪称竭泽而渔，将民众逼入了绝境。只有清朝，即便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也始终拒绝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而将目光瞄准了富裕群体—通过捐纳，也就是出售做官资格，来筹集经费。这样一来，朝廷补上了财政缺口，有钱人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贵”，而老百姓免除了额外负担，一举三得。

总之，在张之洞看来，至少就统治者的“宽仁忠厚”和基层民众的幸福感而言，清朝不仅是秦汉以降中华两千年史的巅峰，而且超越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国家。这样的看法，并非张氏为了维护清朝统治苦心孤诣编造的谎言，而是晚清、民国乃至今天不少学人的共识。清史研究的开山鼻祖、民国时北大教授孟森先生就在《清史讲义》中盛称：“轻徭薄赋，为清一代最美之大政。”对玄烨之后的清朝皇帝恪守“永不加赋”祖训，“不敢逾定制一步”，以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蠲免，倍加赞叹。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玄烨史无前例地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中国古代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是农田的土地税（田赋，也称田税），二是针对成年男性的人头税（丁银），统称地丁钱粮。前者或者交纳粮食，或者折算成银钱；后者实际上就是每个成年男性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早期一般表现为无偿服兵役、从事各种劳动，明代后期到清代，普通老百姓不用再服兵役、劳役等，改为交钱。

圣祖的“永不加赋”政策，意味着今后不管增加多少人口，人头税总额保持不变。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每个成年男性要交纳的人头税自然就不断减轻。当然，和田赋相比，丁银总额原本就远远偏低，在清政府的收入中比重很小。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田赋税率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清政府做出了一个超越汉、唐、宋、明的庄严承诺：只要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不变，需交纳的赋税就永远不会增加。如果真是这样，大清的确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关爱百姓、最仁慈的朝代。

正确认识清代“永不加赋”国策的前提，是弄清楚康熙时期的赋税是否属于“轻徭薄赋”。

中国历史上，每次王朝更替，一般都存在一段相对轻徭薄赋的时期，汉、唐、宋、明莫不如此。然后逐渐层层加码，税外有税，最后民众不堪忍受，王朝崩溃。取而代之的新王朝又开始同样的历程。而清朝是个例外。它摆脱了王朝周期律，直接继承了明朝末年的重税。

明朝末年，因为辽东的外患和中原农民起义，朝廷陷入财政危机，庞大的军费支出落到了百姓头上。额外增加的赋税，主要以三种不同的名义征收，统称“三饷”。首先是万历年间为了应对满洲的军事威胁，加派的“辽饷”；后来末代皇帝崇祯年间“辽饷”有所增加，又另外征收“剿饷”和“练饷”，即镇压农民起义、训练士兵的军费。

满洲入关之初，非常重视政治口号。在官方的政治宣传中，清兵入关是为了替明朝皇室、臣民复仇，平定李自成等残酷对待百姓的“流寇”。同时，清廷强调，明朝末年赋税繁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解生民于倒悬，顺治初年宣布全面废除明末加派的“三饷”。但从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开始，万历年间加派的“辽饷”改头换面，悄悄以“九厘银”的名义进行征收。此外，清初还新增了一些明代没有的苛捐杂税，又因为物价大幅上涨，赋税相应水涨船高，使得清初田赋不仅远远超过万历前期还没有加派辽饷时的法定数额，甚至高于万历末年的赋额。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康熙时代。

更糟的是，清初的赋税收入，绝大部分被朝廷拿走了，地方经费大幅压缩，地方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国家赋税由地方征收，交朝廷的称为“起运”，留给地方的称“存留”。满洲入关后，连年大幅削减存留。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堂堂总督，每个月可支配的各种办公经费合计仅五十四两银子，而知县才区区八两。到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又砍掉了近一半，总督也只剩下二十九两。地方没钱，但朝廷交办的任务丝毫不能打折扣，否则会遭受百般凌辱，多有地方官员因此愤而自尽。

康熙三年（一六六四），李自成余部李来亨在湖北茅麓山被围自焚，全军覆没，军事征服全面结束。但清廷并没有停下对地方极限施压的脚步，康熙五年、七年甚至进一步大幅下调存留比例，康熙七年留给地方的赋税仅为6.4%。这一年，总督每月只能拿到八两办公费，知县才一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