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祭牲与成神》开篇，勒内·基拉尔提到了人类学先贤莫斯和于贝尔的名篇《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他没有全盘否定两位先生的贡献，但一触及对牺牲和神圣双重性的论述，他便说其观点模糊，致使二十世纪大批人类学家被误导。对基拉尔而言，所有人类学家都犯有一个毛病：习惯于将社会契约当成先在、优先的系统，对藏在这个系统底下的人性漠不关心。莫斯和于贝尔所犯正是此毛病。他们把祭祀解释成“圣化”，热衷于审视人、物、神之间的互惠关系，没能看到所谓“互惠”仅是表象，对于祭祀，更实质的东西是沟通、交換、互利背后的暴力和冲突。
基拉尔说：
……暴力有时向人类展现可怖的面目，它百般肆虐；有时它则相反，暴力显现出平息事态的一面，它把献祭的益处向周围传播。
人们无法洞悉这种两重性的秘密。他们必须区分好的暴力和坏的暴力；他们想要不断重复好的暴力，一边消灭坏的暴力。仪式正是如此……要想有效，献祭的暴力必须尽可能与非献祭的暴力相似。
摹仿、不和与祭祀
要了解基拉尔哲学人类学的本质特征，先要了解一个事实：在观念上，其恰是通过将“互惠”替换成“摹仿欲”（mimetic desire）而得以确立的。
“摹仿欲”，指芸芸众生中最有智识能力的人之禀赋，具体指与人的神经结构有关的学习机制。加上“欲”，基拉尔使“摹仿”与“仿效”（imitation）得到了区分；他认为，前者指人们欲求与他人一样，并拥有相同的事物，它易于使人变成对手，导致冲突，后者则指复制另一个人的行为，不易导致争夺，意义并不负面。两相比较，基拉尔认为，“摹仿”比“仿效”更根本，可以指人们相互之间深层的本能反应。
基拉尔对认同的解释表面与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相近：他也认为自他关系是认同的源泉。然而，在人性这个层次上，他采纳了一个与列维—斯特劳斯相反的看法，他相信，作为人之天性的“摹仿欲”不可能为“他者的认同”提供支持，而只可能相反，必然引发自我与他者的对抗和冲突。人一开始便心存摹仿他者的求同欲望，并且，他们摹仿的还包括他者所拥有的事物（包括女性）和力量。“小人同而不和”，初民总是处于严重的竞争和冲突之中，而又尚缺“君子和而不同”的境界，仅能依靠宗教来克服竞争和冲突。要营造和维系秩序，在道德形上学阙如的状况下，人们诉诸了祭杀替罪羊这个办法。所谓“祭杀替罪羊”就是让社会的他者替社会去死，通过死，带走人间的乱而达至治。
祭杀替罪羊是广义祭祀的核心特征，它也有以某物换取某物的内容，但这并不能说是人际互惠的，它的本质便可以用“以暴易暴”来形容：以动物他者和共同体的边缘人为牺牲品，换取共同体内部矛盾的化解。
不少学者习惯于区分人祭和牲祭，基拉尔则认为，这个区分缺乏理由，因为牲祭所用的动物，必须带有与人相似的特征（ 比如，努尔人的牛即被认为与人极其相似），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替罪者，并起到保护后者的作用。而人祭中的牺牲，主要是战俘、奴隶、未成年人、替罪者、国王，他们要么是外来者或敌人，要么是社会内部没有完全融入社群的人或诸如国王之类的“等外之人”，这些显然都是与社会想要保护的“正常社会成员”有别又相似的存在者。
基拉尔喜欢人类学前辈弗雷泽的替罪理论，但他对民族志记述中的食人习俗更是情有独钟。他认为，这一习俗很可能是祭祀的“原型”。以巴西东北海岸的图皮南巴人为例，被吃掉的人是从敌对部族捕获的战俘，人们对其有矛盾的态度，像对神那样崇敬他，对其性能力投以青睐，同时，人们辱骂、鄙视他，施以暴力。食人习俗中的“食品”，含有替罪机制，他被用来“组织亲近的人互相争斗，阻止关于人类真相的暴露”，是最早出现的“神圣”。图皮南巴人的食人习俗为我们表明：“并不是为了吃掉他，人们才祭杀牺牲者，是因为祭杀他，人们才吃掉他。”更普遍存在的动物牲品，亦是如此，它们是因为被献祭了才可吃的，“社会力图将暴力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说无所谓的牺牲者身上，一个‘可牺牲’的牺牲者身上，而这种暴力是有可能打击社会自身成员的，他们是社会想要不惜代价来保护的”，祭祀“让人们可以与暴力这个‘敌人’耍滑头，在恰当的时机把欺骗性的猎物扔给它，让它满足”。
有了“以暴易暴”这种制度，人也有了文化，这是一种“暴”字当头的行为模式和观念，不过它的功用是社会性的、正面的，“在于平息族群内部的暴力，阻止冲突爆发”。
说祭祀是为防止暴力发作、避免犯罪而设的，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在重申十九世纪末苏格兰神学人类学家罗伯森·史密斯的叙述。基拉尔的确像史密斯那样，相信祭祀有正面社会功能。然而，相比致力于在历史起源上追溯祭祀的正面社会功能的史密斯（Rober sonSmith），基拉尔大大突出了祭祀的负面暴力本质。他认为，作为一种象征手段，祭祀以暴力为突出特征，且其施以暴力的对象是对本社群有威胁的内部边缘人或外部存在者，因而，祭祀始终都有着排他的攻击性。围绕着祭祀，人们发展出了有关神圣的“自然宗教”，这种宗教起到限制暴力的作用，但为了起作用，它又秘密地与暴力合谋，这便使人们长期深陷于和平与暴力二者构成的内在矛盾之中。
司法文明之迷思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基拉尔已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宣扬进化论，但在揭示人类史—特别是宗教史和文化史—的深层结构时，他暗中在其学术修辞中藏匿了某种进步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