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文化》英文版是二00三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中文翻译版二00六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二0一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中文第二版，很快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第三版。这本书引起广泛反响的原因之一，我想应该是中国城市发生重大变迁，许多古老的城市正在一天天地消失，这引起了人们的忧虑。虽然我研究的是清末民初的成都，但是其中所涉及的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实际上也是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研究近代社会史和文化史以及政治史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虽然对下层民众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在中国仍然不处于主流的地位，但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读者的认同。我特别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阵营之中，《街头文化》在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眼光向下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

本书出版以后，中英文学界都有不少的书评，读这些书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得到鼓励、受到启发和自我反思的过程。《街头文化》也引起学术界和读书界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下面我就一些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特别是这二十年中我一直思考的与现实社会有关的问题，进一步阐发我的观点。有些观点是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才形成或者完善的，有些是与学者讨论或者媒体采访问题基础上的一个梳理。

晋军在《大众何谓？公共何为？—王笛成都研究漫议》中认为：“王笛只强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分而模糊了国家的位置，也就弱化了国家或者说政治权力在公共空间改造中的力量。”（《读书》二0二二年第十二期，17 页）这个批评是公允的。的确在这本书中，国家只是隐蔽在后面的一种力量，如果说我讨论了国家的话，最多也就是在前台的警察角色，这显然对讨论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国家角色在这本书中没有在前台被充分展示出来，主要是由于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聚焦在地方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如果国家讨论得过多，有可能转移了本书的焦点。当然，我也在不断地思考，怎样能把这种关系处理得更好。也就是说，既能够集中讨论精英与大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同时也更好地处理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不过，也可能是在冥冥之中试图弥补这种缺陷，我后来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对国家的角色及其对公共空间的影响，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讨论。这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阐述《街头文化》一书中涉及的城市社会自治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整个二十世纪，都是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社会空间逐渐缩小的过程，市民的自主性和自治也随之被削弱。过去中国城乡都有民众自己的组织，如看庄稼的护青会、自卫的红枪会、街邻的土地会，从事慈善的善堂、社区的关帝会等，还有像袍哥这样的秘密社会组织。但是它们都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一个个地消失了。当只剩下国家机器的力量时，当国家掌握了一些资源的时候，就难免会出现“政治权力的内卷化”。国家权力不断扩张，官员越来越多，就要增加更多的收入来雇用更多的人。那么增加收入的途径是什么？就是征税，人们的负担也就越重，但国家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并没有相应地提高，甚至反而降低了。

前现代的中国城市几乎都是自治的，地方精英、士绅、老百姓共同管理社区，官员的角色有限。在成都，到一九0二年才建立了警察机构，开始行使市政的一些最初功能。一直到了一九二八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才有了市政府。晚清新政效仿日本和美国，设立警察，管理城市的交通和卫生，乃至于小商小贩能够在哪里摆摊，什么时候摆摊，都被官府所要求，之后的国民政府也在推动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