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是贝多芬成为“英雄贝多芬”的时代。不论其人还是其乐（尤其是他的第五交响曲），都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性与崇高性，成为普罗米修斯、泰坦式的传奇与神话，备受世人崇拜。其人、其乐彼此不断强化，二者的区分逐渐变得模糊，最终从“人如其乐，乐如其人”发展到“人就是乐，乐就是人”的程度。

与贝多芬同时代的两个年轻后辈作家贝蒂娜·冯·阿尔尼姆与E.T.A. 霍夫曼成为这一神话背后最大的推手。贝蒂娜向世人一次次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自己多次亲见贝多芬的经历，尤其是贝多芬在温泉小镇特普利茨公然藐视奥地利皇室、拒绝为其让路的“特普利茨事件”。这些经历与她宣称自己分别在一八一0、一八一一、一八一二年收到的三封贝多芬亲笔信一起，成功地营造出一个遗世独立、意志坚定的贝多芬形象。而霍夫曼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音乐期刊《音乐广讯报》上发表的《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更是充满了对贝多芬热情洋溢的赞美，一手确立了他器乐作品“英雄主义”的特质—“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强力、莫测的世界”。贝多芬的音乐几乎成为古典音乐的代名词。

在一定程度上，贝多芬本人也是这一神话的参与制造者。他留下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成功建构了一个因耳疾恶化而饱受痛苦与摧残的艺术家凭借对艺术的信仰扼住命运咽喉、完成自我超越（既超越肉身又超越死亡）的形象：“是艺术，仅仅是它留住了我。啊，我事未竞，业未就，还不忍早早离开这个世界。正因为如此，我才苦熬着这悲惨的生活。”

可是，贝蒂娜笔下的贝多芬逸事，经音乐史学家们的考证，几乎无一可信。一八一0与一八一二年的两封所谓的贝多芬信件，其实是贝蒂娜本人所写。而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特普利茨事件”，更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同样，雅克·巴尔赞也在《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中明确指出，为贝多芬交响曲“编故事”的做法，正是始于霍夫曼。至于贝多芬本人所说的耳疾，尤其是耳聋，近年来更是被证明是对事实严重的夸大。事实上，直到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曲的终乐章（即著名的《欢乐颂》）时，他才基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始于十九世纪的这一贝多芬神话不仅未被祛魅，反而愈演愈烈。即使德国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起了“一战”，使得欧洲战火连天、生灵涂炭，也没有在根本上影响这位德国作曲家在欧洲广大乐迷心中的声誉。贝多芬形象的根深蒂固、贝多芬音乐的巨大魔力，由此可见一斑。在這一场新发起的造神运动中，作家再次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著名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以及《贝多芬传》中，不遗余力地将贝多芬描述为充满神圣色彩的叛逆者、受难者和英雄，为贝多芬的继续“封神”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英国，使贝多芬及其音乐在文学中再现最成功的作家，当属E.M. 福斯特、多萝西·理查逊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其中，福斯特不仅在短文集《为民主的两次喝彩》中多次提及贝多芬，更是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与《霍华德庄园》这两部小说中分别让小说主人公演奏或聆听他的两部重量级音乐作品—c 小调第三十二号钢琴奏鸣曲（贝多芬最后一部钢琴奏鸣曲）与同为c 小调的第五交响曲，并对其进行极为详尽的描述。《霍华德庄园》第五章中出现的那场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为重要曲目的周日音乐会，被普遍认为是这首交响曲最令人难忘的“文学化”再现，与《为民主的两次喝彩》中的文章《那人的c 小调》一起，经常被视作福斯特对贝多芬最美、最真诚的致敬。

然而，在批评家乔希·爱泼斯坦看来，《那人的c 小调》是个颇为“古怪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