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八八年八月,欧洲各大报刊争相报道了时隔一百七十五年法国即将再次召开三级会议的重大新闻,这是连续几任财政大臣尝试过所有方案和权宜之计,试图将政府从破产中解救出来而国家的债务不减反增之后,国王路易十六被迫决定在全国的教士、贵族以及每个二十四岁以上缴纳任何一种税的第三等级中选举代表,赴凡尔赛宫共同磋商增税事宜。消息传至距离巴黎仅五百公里的神圣罗马帝国科隆选帝侯国的首府波恩,一个年轻人听闻,法国政府邀请各大阶级中每个经选举产生的议会,分别起草一份陈情书,陈述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改革的建议。其中,第三等级提出,各个阶层有才智的人应被选举出来,从事任何适合他们的事业,以及更有效地负责社会各方面的有序运转。他马上意识到,这正是对其过人才华在音乐领域自由发挥的最大激励和制度保证,而且按照三级会议对第三等级的划分,这些代表中超过半数是律师,13% 是商人,8%代表农民阶级,剩余5% 是专业人员,主要包括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教师、作家、艺术家、书商等,这个自视甚高且以艺术家自诩的年轻人,很容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些可能是他在波恩永远无法得到的。
这位名叫贝多芬的年轻人,父亲是科隆选帝侯宫廷唱诗班的男中音,年薪三百弗罗林,但此时老贝多芬的嗓子因为长年酗酒已经不能唱了。一七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选帝侯下令免除老贝多芬宫廷唱师的职务,将其年薪的半数一百五十弗罗林付给他的长子,以防止被他挥霍一空而使整个家庭陷入更大的困境。就这样,年仅十九岁的贝多芬成为法定家长,用他尚不宽厚的肩膀担负起照顾父亲和两个弟弟的重任。
他应付得还不错,这主要得益于他那微薄但稳定的收入。早在一七八三年,他的恩师、宫廷管风琴师克里斯蒂安·尼弗,提名他担任宫廷歌剧院的钢琴师,这对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来说是责任重大的职位,从中他除了学会视奏总谱的罕见能力,还获得了人生第一份薪水,具体金额不详。一七八四年,选帝侯组建了一支有三十一件乐器的管弦乐团,贝多芬以宫廷乐团次席管风琴手的身份在其中演奏中提琴,此职位的年俸等于其父半年的薪酬。一七八八年,拥有高超即兴演奏技巧的贝多芬又通过给贵族子弟当私人钢琴教师增加家庭收入。尽管他拼尽全力,却始终无法将家境贫寒的标签从自己身上抹去。宫廷乐团中提琴手的工作一干就是四年,然后被按部就班地提升为首席钢琴手,同时仍兼任原职次席管风琴手。未来就重复同样的工作吗?他不愿这个倒霉的念头再次出现,他想像莫扎特那样,依靠自己在作曲方面的出众能力实现独具一格的艺术目标。
然而,这一目标在当时的波恩是无法实现的。古老的赞助制度,即艺术家依靠赞助人获得生活必需之保证,此时仍然是推动帝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但身为宫廷乐师的贝多芬很快发现,延续了将近一个多世纪的赞助制度,与他久已确信并经圈内友人证实的作曲才能格格不入,并有损于他最为珍视的创作自由,如果有机会像法国第三等级那样痛陈时弊,革新赞助制度一定首当其冲。本质上,宫廷乐师也是赞助制度下的一个职位,科隆选帝侯就是贝多芬的赞助人。按照当时的惯例,赞助人在很大程度上以个人好恶或实际需要决定着被赞助人的创作内容和艺术价值,这显然是受过启蒙思想熏陶的贝多芬不愿面对的。更有甚者,音乐家与赞助人签署的合同通常会约定,如果被赞助人的职责包括接受赞助人的委托进行音乐创作,则被赞助人创作的所有作品的署名权和版权均归赞助人所有,而且禁止被赞助人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利用其作品的抄本,以防止作品流向未经授权的公众。但对贝多芬而言,正是极度渴望在正式出版的作品封面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激励和支撑着他走窄门、行远路、见微光的创作信念,怎么可能容忍被人剥夺署名权和版权的陈规呢?相反,如果被赞助人是以演奏家的身份接受赞助,僅在尽责工作之余利用可供其自由支配的私人时间创作音乐,则完全可以自主决定在开放市场上出售其作品,或以任一自认为合适的方式加以宣传。问题是,业余时间无法满足专业创作的实际需求,所以迟至一七九五年之前,天才如贝多芬者也未能留下带有正式编号的传世之作,他不得不在用宝贵时间换取廉价所得与专心从事创作事业之间择一而居。
为挣脱赞助制度的束缚,贝多芬一度寄希望于印刷出版业,但此时该行业在欧洲各国的发展尚不尽如人意,主要的困难在于法律无力打击和阻止盗版的猖獗,尤其缺乏跨国监管的法律基础和执法能力,使得德意志地区的出版物同时遭受帝国内其他诸侯国以及国际范围的侵权损失。所以,即使是处在鼎盛时期的文坛巨擘歌德的大作,也只能在区区魏玛公国境内为其带来极为有限的版权收入,在魏玛以外的整个欧洲,各国出版商一再非法翻印所产生的与合法生意等量齐观的巨额利润,则与他毫不相关。假如歌德不是贵族出身,仅靠写作维持生计,恐怕不可能坚持到写完《浮士德》。一般情况下,如果作曲家的作品在市场上的需求量较大而且已经出现盗版,他所能做的就是公告确认某个版本是经授权且正确无误的,或者不断改写已发表的作品以创造出更多不同的版本,最后就只能仰仗公众对其作品最新、最全版本的狂热渴求了。抛开盗版问题,期待从作品销售中赚取微利前,作曲家更应该关注的是为出版作品而需垫付的费用从何而来,因为出版商通常仅负责乐谱的营销而将刻版和印刷成本转移给作曲家,即便如此,愿意为此咬紧牙关者仍如过江之鲫,因为一旦作品受到欢迎,就能在下一次与出版商讨价还价中底气更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