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找到了小石。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整个夏天我以面包和凉开水作为午餐；等太阳下去，才就从那蛰居小楼的蒸烤中溜出来，嘘一口气，兜着圈子，走冷僻的路到他家里，用我们的话，“吃一顿正式的饭”。

小石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在教室里发问最多，先生们一不小心，就要受窘。但这次在忧患中遇见，他却变得那么沉默寡言了。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到内地去，也不问我在上海有什么任务，当然不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庙弄，绝对不问我如今住在什么地方。

我突然的找到他了，突然每晚到他家里吃饭了，然而这仿佛是平常不过的事，早已如此，一点不突然。

这一段别具画面感的文字，是郑振铎《秋夜吟》的开头。此文描写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上海全面沦陷时期，郑振铎“蛰居于一小楼上、杜绝人事往来”的隐匿生活。学生小石，是文中的主角。文章写出了乱世中貌似平淡的日常生活：每晚吃一顿正式的饭，饭后舒舒坦坦地出去走风凉：“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谈性灵，谈人类的命运，争辩月之美是圆时还是缺时，是微云轻抹还是万里无垠……”

小石，并非“他”，而是“她”。对照《郑振铎日记全编》（陈福康整理）可以发现，小石就是徐微，郑振铎在暨南大学指导的学生。徐微原名徐淑娟，一九三0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逮捕而辍学，一九三八年转至暨南大学文学院，在校两年间，主办学生抗日文艺刊物《文艺》，以“舒岱”的笔名发表诗歌小说。一九三九年，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成为徐微的毕业指导老师，“可是郑先生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他的夫人高先生也不大见得着，所以我们觉得拘束，不愿多去打扰”。

徐微眼中的郑振铎，“不无有点官腔”，在路上撞见时，“以那种北京的教授特有的绅士气派敦促：Miss 徐，我很不好意思问起你的论文”。被院长亲自催促之后，徐微只好借了书来东抄西抄写论文，总算拿到毕业证书。一九四0年春天，徐微被一本进步宣传刊物诬陷为“上海的汪派”，她写好了自辩的公开信，请郑振铎帮忙发表，可是“先生不甚着意，仿佛这只是一场笔墨官司”。這一记由自己人打来的闷棍，让徐微对“进步文艺”深感失望—“真是不要搞政治了，不可以搞政治了，不许搞政治了。舒岱从此没有了。”（舒岱：《 一个笔名的消失—“孤岛”〈文艺〉回忆》）

记得去年今日么？

“记得去年今日么？”（郑振铎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七日记）

二人重逢时，已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郑振铎这一天的日记首次提及：“一时半许， 至张宅。晤徐、罗二生。谈至近七时始散。”张宅，就是原暨南大学教务长张耀翔家，上海全面沦陷后，郑振铎离家独居，常到张宅吃晚饭。在张宅遇到的暨大学生“徐”就是徐微，“罗”是徐的同学罗仲京，即《秋夜吟》里一起散步的“后楼的小姐L”。

徐微一九三四年在哈尔滨与徐姓医生结婚，一九四三年春天，二十八岁的徐微一个人留在上海，似乎正在找工作。郑振铎日记写道，重逢十天后，因为留心帮她找工作，约在大同餐馆见面，“谈甚畅，饭后，偕至寓，谈至四时，送其归”。徐微表示，家里人希望她从事她特别不想做的某项工作，然而她最终也没有接受郑振铎介绍的“国文教员”一职。从郑日记推测，徐微在四月中旬找到了一份“办事处”的工作，其子女在二0一五年汇编的自印本《徐微纪念文集》透露，徐微当时在“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做职员。商统会是南京汪伪政权为掠夺物资而建立的行政机构，一九四三年三月在上海设立总会，“会里职员除写写例行公文、编编统制会刊，就无公可办”，办公费每月有大量节余，“会里一大群男女职员，整天谑浪笑乐”（金湛庐：《记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

徐微早于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重返上海，适逢新成立的商统会在招聘职员，如此巧合，恰恰说明这份待遇优厚且掌握物资命脉的好工作，并非蛰居中的郑振铎安排的，而是地下党组织运作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徐微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到内地去，也不问我在上海有什么任务，当然不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庙弄，绝对不问我如今住在什么地方”，这是因为地下工作的纪律要求，她也要避免被郑振铎问到同样的问题。

《徐微纪念文集》中说，徐微以商统会职员的身份做掩护，“保持着与苏北新四军的联系，输送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去”。作为党外人士的郑振铎并不知道这一点，在他眼里，只有乱世隐居的岁月静好。四月中旬，二人见面变得频繁起来，日记常见“微来，谈甚久”。郑振铎借住居尔典路五弄，徐微租住的公寓位于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相距不到四公里。正如《秋夜吟》描写的那样，郑振铎常在徐微处共进晚餐，“随心所欲的向西散步，走了很多很多的路，沿途各吃一杯冰淇淋。微风徐来，灯影朦胧，殊为幽静爽隽”。

黑暗深海中，相互照亮

暨大时期的徐微本是一个顽皮活泼的学生，但是此时难中重相逢，二人已不再是三年前的模样。郑振铎只是发现她“情绪殊郁郁”，“回忆使微陷入急躁之境”，“常觉烦躁难过， 似有心理的病源在内也”。

郑振铎也不复当年院长教授的意气风发。他没有跟随暨大内迁大后方，这意味着失业，而他还要负责全家十几口人的生存，为了糊口，只能时时卖书易米。他是“抗敌救亡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被日方列入抓捕名单，不得不隐姓埋名，扮成一名古书商人，“每天早上， 装做有工作的人上班， 提着皮包出门，薄暮归来， 包里总装有古书， 似乎每天均有所得” （程俊英：《怀念郑振铎先生》）。这样的无业隐匿生活已经有一年多，与徐微重逢时，郑振铎正处于人生低谷。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这一星期，一无所为，不知何故，心绪殊乱。”四月二十五日：“这一星期又是空过，未着一字， 心里殊为愧恨。如此因循下去，如何是了！”

徐微的到来，或许让郑振铎找回一丝大学教授的存在感。《秋夜吟》写道：“在吃过晚饭之后，什么版画，元曲，变文，老庄哲学，都拿来乱谈一顿，自己听听很像是在上文学史之类，有点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