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六月，犹太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为了摆脱埃及民族主义风暴给外国人带来的不安，母亲带着两岁的他乘坐意大利的“赫勒万号”邮轮来到她坐落在亚得里亚海边的故乡—奥匈帝国的的里雅斯特，不久前这座风景秀美的港口城市刚刚被意大利占领。数月之后，全家移居维也纳郊区，霍布斯鲍姆在那里度过了喜忧参半的童年时光。他虽然没有机会亲历哈布斯堡帝国分崩离析的政治悲剧，但是共同生活在帝国内的德裔、斯拉夫、马加尔族群以及犹太人之间的政治、文化、语言冲突还尚未远去。

“假如说十九世纪奠定的‘民族原则’曾经在某一时刻赢得了胜利的话，那么这个时刻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离开维也纳长达半个世纪之后，霍布斯鲍姆带着遥远的童年记忆论道。民族主义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五0年之所以达到了高潮，究其原因，应当是中东欧多民族大帝国的崩溃和俄国革命爆发所致。凡尔赛和会前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揭橥民族自决权的旗帜，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一直绵延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很快成为历史，英、法殖民帝国元气大伤，苏联最终也未能摆脱解体的命运；相应地，在中东欧和亚非拉地区，新兴的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这番景象让人们觉得，二十世纪仿佛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纪”。

历史学家往往以孤立的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叙述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抹去了民族国家的帝国印迹，以及它与帝国相互重叠、纠缠的“前史”，以服务于民族主义政治的现实需要。然而，近年来的史学研究则尝试在全球史网络中考察东西方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对过度依赖民族国家视角的“方法论的民族主义”提出了质疑、反思和挑战。塞巴斯提安·康拉德指出，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帝国与民族国家泾渭分明，但将帝国看作是民族国家出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原因向外扩张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其实，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帝国既是催化剂，也是有待克服的障碍：一方面，帝国的压迫培养了被压迫者共同的民族意识，它将“族裔、宗教、语言和地区的差异与联合人们起来反对外来统治的利益连接起来”。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正是借助为交流和交换目的而设立的帝国诸项制度和基础设施才成为可能，反过来，作为政治枢纽的帝国中心亦有利于滋生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后者如若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跨越横亘在它们面前的帝国这一障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信念（即民族兴盛—引者）恰恰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对国内“落后民族”所肩负的“文明的使命”往往也使帝国能够预见到自身将会缓慢走向没落的命运。因此，与其说二十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不如说它是民族国家与帝国相互纠缠的历史。

奥匈帝国历来被视为“各民族人民的监狱”，这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的确发挥过不可替代的政治动员作用。然而，在以民族国家为中轴线展开的历史叙述中，中性意义上的帝国治理方式对国内族群的政治民族主义发展起到的催化作用，卻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漠视。举例而言，一八九七年四月五日，帝国总理巴德尼颁布的语言法令因为触犯了德裔族群的利益，随后爆发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不得不以巴德尼的辞职而告终。然而，在朱迪森看来，巴德尼危机使越来越多的奥匈帝国普通民众参与到对国家决策的讨论当中，它同时也表明维也纳中央政府对波希米亚王国两大族群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受到削弱，遂使波希米亚形成了除维也纳之外的另一个帝国中心。由此可见，帝国非但没有构成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反而是民族主义的摇篮。

若论对内部民族主义的压迫， 与奥匈帝国相比， 英帝国对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爱尔兰民族起义的镇压更为残酷。起义最终造成包括二百六十名平民在内的四百八十五人死亡，两千两百名平民受伤，三千五百余名叛乱者遭到逮捕，一百五十四位领导人被处决。相反，面对类似的情形，奥匈帝国末代皇帝则表现得宽容有度。一九一八年的秋天，在施蒂利亚州首府格拉茨，一批商业名流和工人为了解决当地生活用品的供应问题组成了“施蒂利亚州公共福利委员会”，他们致电维也纳，决心斩断与奥匈帝国的纽带。卡尔皇帝不但同意了这些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自治诉求，还命令州长将涉及当地物资供应和帝国内部贸易的权力全部移交给该委员会执行。

在奥匈帝国晚期，语言常常被认定为甄别一个人的民族身份以及衡量他对本族群是否忠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