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中国经济正在全面恢复。2023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84997亿元，同比增长4.5%；外贸进出口开局平稳、逐月向好，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9.89万亿元，同比增长4.8%。强大而有韧性的经济，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地缘冲突、供应链挑战、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持续的背景下，成为吸引外国政要和跨国公司的“强磁场”。

自2022年11月以来，德国总理朔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先后开启了“中国行”。随着欧洲各国领导人纷纷将中国加入自己的外交行程，全球正掀起一阵“访华潮”。除了外国政要，大批世界500强企业高管也纷纷来到中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宝洁公司董事长詹慕仁、高通公司总裁安蒙等知名外企高管密集访华。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到博鳌亚洲论坛，再到“投资中国年”，纷至沓来的外企高管们紧锣密鼓地参会、考察、受访、谈合作、走市场，表现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认可与信心。

欧洲领导人和外企高管为何掀起“访华潮”？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又将产生何种影响？本期，人民论坛特邀专家，对“访华潮”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读。

【关键词】中欧关系 欧洲领导人 “访华潮” 中欧合作 【中图分类号】D822.35 【文献标识码】A

历史地看，中欧关系健康发展遵从的逻辑是彼此没有地缘政治冲突、经济上互利共赢、意识形态分歧不从根本上左右双方合作。但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经贸摩擦、世纪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欧洲多重危机等，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中欧关系，使其展现出不同面向。一方面，欧洲曾一度从竞争和冲突的视角认知中国、质疑中欧经贸合作的互利性、强化意识形态冲突，并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屡屡试探；另一方面，欧洲又能从战略视角理解中欧合作的不可或缺、经贸关系无法“脱钩断链”以及开展对话合作的重要性。

自2022年11月以來，德国总理朔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先后开启了自己的“中国行”。2023年4月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联袂访华。随着欧洲各国领导人纷纷将中国加入自己的外交行程，欧洲政坛正掀起一阵“访华潮”。未来，中欧双方彼此调适、弥合战略互信赤字、夯实经济共生基础、做大多边合作增量、妥善管控分歧至关重要。中欧作为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选择对抗还是合作，不仅关乎中欧双边，更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未来具有实质性影响。

近年来中欧关系的发展、挑战与变数

中美经贸摩擦、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叠加，正在改变欧洲的世界观、秩序观和安全观。欧洲认为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已终结，世界已转向赤裸裸的实力政治。①基于此，欧洲寻求地缘政治转向，实行以实力为基础的对外战略，充分利用其所有的政策工具与大国博弈，为中欧关系增加了复杂性和变数。

欧盟地缘政治转向导致欧盟对华认知一度出现偏差。在地缘政治转向的背景下，欧盟的世界观从“合作”日益转向“竞争”和“冲突”，影响着欧盟对华认知。回顾中欧关系的历史进程，自1995年欧盟委员会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出台以来，其长期视中国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从战略高度理解中欧关系，也因此在中欧关系历史上曾出现十年蜜月期，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关系，战略意义远远超过双边层面。面对中国影响力的上升，2006年欧盟委员会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开始从“竞争对手”的角度理解中欧关系。此后，欧盟不断调整对华认知，缩窄中欧关系的战略伙伴内涵，并不断强调中欧关系中的竞争面。

2019年，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欧盟对中国作出新的定位，认为中国既是“伙伴”，也是“竞争者”，还是“制度性对手”。如果说欧盟最初对华的三重定位还希望维持某种平衡，其“对手”认知也限于双方政治制度的不同，那么此后在疫情的作用下，欧盟对华认知不仅打破三重定位平衡，强化“对手”认知，还从“制度性对手”向“系统性对手”演变。2021年4月博雷利在欧洲议会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一方面既强调与中国合作应对挑战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中国作为制度性对手的地位。同期，冯德莱恩和博雷利联合就对华政策评估向欧洲理事会报告时指出：“中欧有根本的分歧，无论是经济制度、管理全球化、民主，还是人权以及如何与第三国打交道。”②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更加明确的地缘政治转向强化了其对中国的误读。事实上，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方曾出现对华政策的反思，认为欧盟的对华三重定位已失衡。③但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将其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困境简单“迁移”到中欧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中，甚至将中欧价值观分歧与安全议题链接，使“系统性对手”的认知得到强化。

当然，尽管在一些问题上欧洲对华认知误读加剧，但是欧洲仍不乏理性的声音。冯德莱恩访美与拜登政府达成的联合声明在欧洲内部引发关切，担心欧洲一味追随美国不符合其追求独立的政策目标，多国领导人因此相继公开表态与冯德莱恩拉开距离。在涉乌克兰问题上，欧洲对中国立场的理解也在增加，欧洲智库有观点表示：“中国相对中立的立场，缓解了冲突对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欧盟战略自主名义下的经贸政策“政治化”和“安全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欧经贸压舱石作用。近年来，欧盟在战略自主、降低脆弱性目标下，经济全球化立场出现调整，日益偏离其长期推动的开放、自由的对外经贸政策。特朗普政府将经贸政策武器化，滥用二级制裁等推动欧盟将“战略自主”不断扩展至经贸、技术等领域，维护经济主权成为欧盟战略自主的核心支柱。新冠疫情对供应链安全的冲击，加剧了欧盟对经济全球化体系下相互依赖的担忧，认为欧盟的脆弱性恰根植于其对外部世界的高度依赖。乌克兰危机不仅进一步固化了欧盟对“脆弱性”的认知，还推动其将经济安全与民主价值观关联，增加对所谓的“民主国家”的依赖，以降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风险。

近年来，在加强战略自主、维护经济主权目标下，欧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经济主权的举措，实质是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选择性“脱钩”，将一些国家和行业排除在其经济全球化合作议程之外。在“开放战略自主”的名义下，欧盟贸易政策试图在开放和安全之间寻求平衡，保护主义手段日益强化。产业政策方面，从原材料到电动汽车，从芯片到氢能，欧盟的战略性行业名单渐次拉长，构建所谓战略行业的全产业链诉求日益显著。近年来，欧洲各界针对电动车电池行业发展的辩论，有力证明了其全产业链诉求。法国财长勒梅尔曾明确表示，电动车完全依赖外国供应商是危险的，希望在欧洲拥有整个生产链。④

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欧洲对华经济合作辩论已呈现“政治化”“安全化”趋势，认为对华依赖加剧欧洲脆弱性。以美的集团收购德企库卡为开端到围绕华为5G问题的辩论，欧盟日益将经济议题与维护战略自主和国家安全相互联系，对华经贸政策的政治化和安全化色彩日益浓厚。欧盟范围内近年来在5G、产业政策以及投资审查领域内的一系列政策调整，被认为是“欧盟针对中国的共同倡议”⑤。疫情暴发和乌克兰危机加速欧洲对其所谓战略依赖问题的反思。

2022年3月，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报告表达对华经济依赖的担忧，担心中国利用相互依赖程序谋求地缘政治影响力。近期，冯德莱恩在访华前的智库演说中明确了所谓的“去风险”战略，寻求对华经贸关系的再平衡，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要求成员国更大胆、更快速使用新的经济工具针对中国，包括对补贴的审查和新的反胁迫经济政策。她还表示将制定新的经济安全战略应对所谓的不平衡的经贸关系，制定针对性的对外投资工具，确保欧洲企业的资本、专业和知识不用于“制度性对手”提高军事和情报能力。

意识形态分歧影响仍然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是中欧关系非对称性的深层次因素，干扰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