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退休后，年近八旬的侯为贵极少露面。很多人以为，这个亲手缔造了中国第二大5G巨头的教父级大佬，已经彻底归隐山野。但在这七年里，不服老的侯为贵，依然忙碌得很。除了继续为中兴幕后谋划，他还悄悄干出了另一番天地。

初次试水

在第一代企业家中，侯为贵几乎是知名度最低的。和他同时代的柳传志、张瑞敏早就声名远播，和他缠斗20年的任正非更是家喻户晓，只有他至今鲜为人知。

1942年，侯为贵生于西安，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中专老师。后来，学校改为航天部691廠，侯为贵也从老师变成技术员，历任技术科长、技术副总。

80年代初，在钱学森的要求下，691厂开始研究半导体技术。作为骨干，侯为贵被派往美国考察。在那里，他就像“到了另一个星球”，震惊之余，每天接受市场的洗礼。

在国内做集成电路时，厂里不考虑成本，电镀层很厚，几个微米。美国人说，你们这是乱撒钱，电镀并不需要那么厚。这让侯为贵第一次萌生了市场和成本意识。回国后，不甘心一辈子搞技术的侯为贵决定创业。1985年，他以技术引进为由说服领导，前往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

侯为贵最初的打算是做集成电路，但那是个烧钱的行业，为了求生存，他只好从电风扇、电话机等做起。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利润薄。以电话机为例，每台赚几毛钱，200多号人干一天还拿不到200块，人均创收不如一个修鞋工。但通过做电话机，侯为贵接触到程控交换机，他敏锐地意识到，通信业在未来将会迎来大发展。

当时，国内通信市场被NEC、爱立信、朗讯等国际巨头垄断，分别有来自7个国家和8种制式的机型，业界流传着“七国八制”的说法。侯为贵夹缝中求生存，针对农村市场，推出第一代程控交换机。

凭借这一产品，中兴摆脱苦日子，销售额很快突破一个亿。但苦恼随之而来，股东们开始为利益而争，侯为贵不愿看到中兴陷入险境，开始在产权上做文章。

1993年，侯为贵等技术元老自筹资金，成立维先通，并与691厂、深圳广宇共同组建中兴通讯，在国内开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全新模式。通过这一制度设计，侯为贵避免了股东的过多干涉，争取到更多的自由度。这次制度创新后来成为中兴成长的重要推手，使中兴避免了健力宝式的悲剧。

不搞技术崇拜

侯为贵做了几十年的技术专家，但对技术并不迷信。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技术必须紧贴市场，过快或过慢都不行。

因为技术崇拜，摩托罗拉推出野心勃勃的铱星计划，最终却因为想法超前，投资巨大，惨败后元气大伤。侯为贵因此对市场多了一份敬畏，总是专注于技术和市场的结合点，这让他有鹰一样锐利的眼光。

2001年做小灵通时，这种产品并不受专家和企业待见。日本京瓷曾找华为合作，华为以技术落后为由拒绝了，在中兴内部，很多技术人员也站出来反对。

侯为贵不为所动，他站在市场的角度，反驳了质疑者：第一，国内电信业分拆后，电信和网通为了生存，对小灵通有迫切需求。第二，小灵通技术在日本很成熟，UT斯达康在国内已经布局。第三，与移动相比，小灵通资费低，单向收费。中兴因此坚持做小灵通。随着国家政策放开，中兴赢了一把大，在鼎盛时的2003年，小灵通一度为中兴贡献了1/3的收入。

很快，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联通上马CDMA之初，华为认为CDMA95技术落后，转而重金豪赌技术更先进的CDMA2000。侯为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95标准并不逊色于GSM，发展2000要从95积累技术。退一步来讲，即使联通没有采用95，中兴也可以寻求海外市场。

最终的结果是，联通采用了CDMA95，中兴再次成为最大的赢家。两场战役，中兴完胜华为，趁机缩小了与华为的差距。时值互联网的寒冬，全球通信巨头都在苟延残喘。华为经过2000年的急速扩张后，也遭遇业绩大跳水，任正非写出了《华为的冬天》。而中兴却逆势成为当时表现最好的通信厂商，小灵通和CDMA，正是功不可没的“过冬棉被”。

低成本尝试

重视市场，并不意味着忽视技术。只不过，和华为重金豪赌某一技术不同，侯为贵采取的是一种低成本尝试的策略。中兴不排除任何一次新的机会，也不会在某个机会上过多下注，只有在形势明朗后，才会大规模投入。

这种策略源自市场的教训。北电、摩托罗拉等国际巨头，都曾因为冒进盛极而衰，有的甚至彻底倒下。而保守同样害人，曾经叱咤风云的诺基亚，就栽倒在以前的功劳簿上。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最好的策略就是全面跟踪，一个也不落下，找准方向，饱和下注。

在3G投入应用前，市场上有WCDMA、CDMA2000、TDWCDMA三种制式，背后的主导者分别是欧洲、美国和中国。由于信息产业部久拖未决，各厂商不得不三头下注。

虽然都是三箭齐发，但侧重点不一样，华为采取一贯的压强原则，投入几千人的研发团队，以压倒性的物力和财力，豪赌被公认为是主流的WC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