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教现代文学，性别视角是阐释的重要视角，关涉女性解放、自由、情感等的话题有些时候会是主要关键词，比如五四启蒙文学的主题之一就是女性，“娜拉”们一度成为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之有了鲁迅的《伤逝》，以及那场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那时候鲁迅不无悲观地给了出走后的“娜拉”们“要么堕落，要么回来”的结局，虽然让人觉得唏嘘，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预见性的结论一直是昭示百年汉语文学女性书写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至今仍不过时。梁志玲近些年写作的系列中篇小说，我认为其着力点就是介入到新的时代视域下女性自我观照话题的讨论，以新鲜的政治经济元素、价值观的更迭给予女性新的生命元素，自我认知，以呼应那场百年前的性别狂欢。

解困之后的娜拉们。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我们常常会从社会学的视角去思考男权主义视域下女性命运的问题，在以平等、自由等词汇做理想规范的男女两性关系的处理上，女性作为“第二性”成为先验性被侮辱、被损害的那个弱势性别，面对“女性，你的名字是弱者”的性别指认，探讨其形成历史和现实根源时，从物质生存的角度来归因几乎是思维惯性，鲁迅关涉女性命运那个著名的结论就是如此的，并进而提出“人先要生存，爱才能有所附丽”的明确指向，这既是对女性未来命运的谆谆告诫，也是传统农耕社会中“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性认同观的反面表达。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共和国“女性也顶半边天”的性别理念在政治法治领域的映现，女性在职业选择和事业追求上有了较为充分的自由，在家庭婚姻中的话语权也接近自由和平等，故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池莉的《不谈爱情》、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新写实小说中，五四启蒙时期思考的女性经济独立问题让位于婚姻整体上的生存困境问题，男女两性的地位、价值观争端被遮蔽，成为隐线。到了新世纪，伴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职业化浪潮的迭起，传统的家庭、爱情和婚姻关系的内涵和存在样式发生重组，男女关系重新成为文学性别书写关注的焦点，经济独立与女性解放是否存在等号关联的命题再次被提起，很多身处其中的年轻作家纷纷亮出自己的观点，这其中，梁志玲近期的这几个中篇基本都是集中在这个命题上的，是具有历史意识的一种写作。无论是《姑息》里的莫小蔺还是《噪音》中的小让，又或者是小夏，这些女性虽然皆为普通职业女性，生存境遇上并无贵族之相，但每个人都不是如《伤逝》里的子君那样需要琢磨饱腹的问题，也不像张爱玲的《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卖身而得的黄金里刻意遏制生理的欲望，将寄寓极端生存危机感在内的金钱能指化，以至于用黄金的枷“劈”掉了儿女的幸福，丧失起码的伦理情感，这些主人公无论是经济生存还是欲望需求上，都是畅通无阻的。《姑息》里的莫小蔺面对工作的责难，可以毅然决然地辞职，潇洒离去，《树洞》里的小夏一开始考虑的就是如何卖掉自己的房子，周遭的生活关系并没有给她们造成基本的“人”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