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先生是我敬佩的文化前辈。他当记者的时候，见证了风云变幻，采访了文化大家。那时多少风流人物和他成为朋友，也尽入他的笔下。读郑先生的回忆文章，常生“余生也晚”的感慨，而郑先生说：“在年轻时，我就欢喜和老年人交往。我认为他们就是一本书，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知识学养、他们的道德操守，我都作为文化凝结于心，消化吸收。但我是一頭笨牛，不善反刍，在他们魂归道山几十年之后，我才诉诸笔端，愧对前辈，也可能是受到他们‘有得忌轻出，微瑕当细评’的影响，并以此为警诫。”风雨故人的生命智慧使后辈如沐春风。

在上海，郑重爱结交画家，在北京则爱结交学者。北京的顾颉刚、俞平伯、冯友兰、启功诸家在郑重眼里别有一番神采。比如郑重去拜访晚年顾颉刚：“我走进客厅，顾先生的夫人张静秋忙里忙外在收拾。顾先生在书房里，书房的门是关着的。我在客厅等待，看到商承祚写的一副金文对联，不懂金文，我不知道对联的内容。看书房的门，只见门上贴着会客时间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子。我知道这是提醒来访者要自觉遵守时间，也是夫人用来保护顾先生的武器，我担心自己会被这武器打中。书房门开了，我走了进去，又看到墙上贴着和书房门上内容相同的字条‘五分钟’，这应该是对顾先生的提醒了。”当郑重壮起胆子向顾颉刚提出疑古的问题：“大禹是条虫是怎么一回事？”顾先生说：“那是鲁迅给我戴的帽子，从此许多人就一叶障目，封我为疑古派，其实那只是研究中的一片叶子，不是主干，你以后看了我的文章就清楚了。”刚说到这里，顾夫人又第三次走了进来，说：“好啦，以后再谈吧。”在这天的日记中，郑重写了一句“采访最麻烦的就是遇到秘书和夫人”。这一番记录，如果对照顾颉刚日记来读，更别有会心。

郑重第四次拜访俞平伯时，俞先生已是八十八岁的老人，却是他的精神最好的一次。他的外孙韦柰说：“过去，谁要和外公提起《红楼梦》，他就生气；这些天来，他天天都和我们谈《红楼梦》。”谈到“自传说”，俞平伯说：“我过去也是自传说的支持者，现在还有些惭愧。”当和他谈到十多年前，北京红学家在寻找曹雪芹故居时，《文汇报》还发表了《京华何处大观园》的文章，引起轰动，他摇摇头说：“哪里有什么大观园，《红楼梦》明明写道‘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我早就说过，大观园是曹雪芹理想中的园子，他写小说，要表示想象的境界。‘红学’研究穷途末路，总要生发出一些事情来热闹一下，你们报纸也跟着凑热闹。”郑重的提问和记述并不落一般报纸和记者的俗套，让人看到了俞平伯“红学”文章后面的思想火花。

俞平伯和启功都曾为郑重题跋，足见其交情。郑重说：“1977年以后，我去北京采访的机会多了。每到北京，我总要到小乘巷去看他（启功）。社会上对启先生的认识是他的书法，那时向他求字的人就不少，他又总是每求必应，对我说：‘人家求我写字是看得起我。’而我观赏的则是他的诗稿，从他的诗稿中可以看出他的洒脱。他是用幽默的目光看世界，也是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述内心的体验。我看到他为自己的小乘庵写的联语：‘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庾信，何功何德滥吹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