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点《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以下简称《从大都到上都》）的作者罗新的经历，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博士则转入历史系，以后就主要从事历史学的研究。如此，此书称得上是文学专业与历史专业的奇妙结合，以文学的注重感性、长于描述冲淡了历史过于板正的一面，同时以史学的实证与考据功夫挽救了文学的虚飘，使整本书呈现出厚重而不失润泽的面目来。

作者是个妙人，读他的文字，时刻能感觉到他作为学者的矜持，虽然用徒步的方式行走，想努力跟路上遇到的各色人等打成一片，可事实上做不到。他一直端着身架没有放下来，将自己和人群的距离隔得很清楚，这与学生口中“罗老师刻意保持和学生的距离”的说法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作者对同类人又保持了高度敏感，路上但凡遇到一个“谈吐不似一般村民”的人，都要追问人家是不是老师，罗老师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忠诚度委实让人感动，也增加了资历尚浅的我的信心。但是，对少数同类人的认可，正可见出与多数人的隔膜，罗老师在本书的后记中将旅游者与旅行者进行了仔细区分：“旅行者不是来猎奇的，你短暂地（哪怕是浅浅地）融入你所经过的一切地方，你不是高高在上的游览者，你是背负行囊汗流浃背的过路人，你是需要而且一定会得到同情的远行客。”——显然他把自己归入旅行者的行列了。然而在我看来，他并没有真正成为旅行者，他做到了背负行囊汗流浃背，也获得了同情（吃饭住宿时常被减免费用），但始终保持着未必高高却一直在上的姿态。旅途中唯一一次真正忘情的时刻，是在瓦窑村看村民打升级：“我蹲在一个穿红上衣、戴珍珠项链的中年妇女背后，看她起牌、出牌，看得入迷，忘乎所以，竟然支起招来。从我的支招中获利的这一位似乎看出我的牌技更高，或瘾头更大，而且出于礼貌，把牌交给我，说：‘你来打，你来打。’我猛然意识到我并不是在三十年前的北大32楼，赶紧推辞：‘你打你打，我马上要走了。’”——读者看到这里，大概不免莞尔一笑，这才是教授与村民平等、罕见的得大自在的时候。

作者的学院式知识分子做派不独表现在身份的矜持上，也包括近乎严苛的旅行计划。每天开始与停止行走的地点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绝少有变动，而且有板有眼。比如今天在甲地止步，但预定的旅馆在前面乙地，那就让旅馆的车来接，次日再坐车返回甲地重新开始行走，以此保证全程步行，一点也不偷工减料。严谨当然是好习惯，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能做到不苟尤其难得，作者能取得那么多学术上的成就，与这种自律的习惯肯定是分不开的。但事实上古人行旅，势必无法做到如此精确，他们会有走冤枉路的时候，有挨饿与投宿无着的时候，有流连山肴野蔌的时候，有醉酒迟起的时候，甚至有遭遇盗匪侵袭的时候。总之会有许多意外情况发生，不可能完全按计划来，保证走的每一步都不浪费。在这个意义上，计划的周全、执行的严格以及完成的顺利，并不一定完全值得赞美。“我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喝完了一瓶啤酒，王抒问要不要加一瓶，我没敢，怕喝得迷迷糊糊影响走路。”——看到类似的话，总不免有些替作者遗憾。按照作者所说，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但作者徒步的方式，却又有意无意地迎合了主流的标准，带有完成科研任务似的紧张感，这大概是生当此世的人很难摆脱的习性或曰宿命吧。

忘了在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年轻时读游记，喜欢漂亮的辞藻与修辞，待年纪大点，兴趣就变了，更愿意看路上遇见什么人，小酒馆里吃了什么饭，价钱如何，与人聊点什么话之类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