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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铃响。我凑到猫眼前望出去，先是吓了一跳，两个从上到下裹着白色塑料防护服的家伙立在那儿！再仔细看一顶棒球帽一顶渔夫帽下的脸，才认出是史蒂夫和凯文两位探险家朋友。
“我们刚才去附近的山上看一处岩画，打你这儿经过，就过来讨杯茶喝。今天真冷，雨一直没停，不过是好事，洛杉矶太需要雨水……”史蒂夫生怕失礼，一见到我开门立即解释。旁边的凯文听我夸他气色好，还没进门就摘下帽子，让我看他新长出来的黑亮的头发。
二人都把鞋脱在门口，把身上的防护服也像剥蒜似的剥下来，说是为了防那山上无处不在的毒栎，上次有人蹭到，皮肤上起满疱疹，疼痛难忍。
我沏了茶与他们坐在桌前看他们雨中的收获。刀削似的岩壁上刻有一群牛，三大三小，碳黑和暗棕色的线条，原始又生动，让人想起那著名的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
“我凿了点石头样本，准备拿到实验室去测一下年代。估计没有一万五千年的拉斯科岩画那么古老，可即使只有一千年历史也很说明问题。”史蒂夫兴奋地说，他一直想找到美洲大地上史前人类文明存在的证据，虽然他也知道概率极低，像从草垛里找根针一样难。
凯文则面色冷静，泼冷水说他怀疑那不过是现代人恶作剧的模仿，“最多不过五十年！”我上次见他是三个月前，我们一起去爬了那三千多米高的秃头山（Mount Baldy），几天后他就去了尼泊尔，说要待上四周，去徒步珠峰南坡的萨加玛塔国家公园。我当时就为他捏把汗，那里虽说美得要命，可海拔從两千八百至八千八百米，要知道他可是在一年前就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了！“趁还活着还能自由行走，我要走遍这个世界我想去的地方。”他已经把开了多年的公司无偿交给了合伙人。六十三岁的凯文，从没结过婚，更没儿女，剩下的日子就靠过去的投资回报和一些积蓄。
“那一趟真是太背运了。我先是被蚊子咬染上了登革热，爬到一半，鼻子就血流不止。在山脚下找到一个小村庄，当地的土大夫非要给我输血。在那地方我哪儿敢，花钱雇飞机辗转到了一家大点的医院，才算慢慢稳定下来。正打算回美国，又染上了新冠！”凯文个头小小的瘦瘦的，单眼皮，一笑起来带着顽皮很孩子气，露出一对小虎牙，丝毫不像年过六十的人。
他说一周前又做了一次化疗，感觉现在元气满满了，过两个月去巴西游历两周，他喜欢在那里潜水。
史蒂夫当年介绍我认识凯文，就是因为他是水下摄影师，而我正给国内一家刊物做境外摄影家访谈。二十年前他不过偶尔跟朋友潜了次水，发现镜头中的水下世界精彩异常，便欲罢不能。两千多小时的水下拍摄让他成了拍海蛞蝓专家。全世界海域他都潜遍了，为许多海洋生物学家拍摄和采集这色彩斑澜的软体动物。有一个从未被人发现的新种类还以他的名字命名。
我拿出葵花籽请他们嗑，打趣说，“别小看这瓜子，会嗑与否可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在中国，连小孩子都嗑得娴熟，在美国，没有一个人不是用门牙咬一下，再靠手去剥开的。”史蒂夫先认输道，“怪不得你过生日指名让我去中国超市买这东西呢。我可以带皮嚼吗？”凯文也没能幸免，好不容易剥了一粒还掉在了茶水里。我笑他是长着亚洲面孔的美国鬼子。
“你刚说你的生日是这个月二号？我是五号。属猪。”凯文的单眼皮眨了眨，犹豫了一下说，“当然，这都是别人给我编的，我从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他是那种在人群中极容易被忽略的人，不仅因为身型瘦小，还因为他脸上总带着飘忽的神态。不同于多数人都下意识地给自己一个符号或角色定位，然后围绕那个定位有相应的言谈举止和装扮，凯文像一团没有活成形的泥，随时准备着成为这个或那个，可总差点意思，最终无法归类。
我之前听史蒂夫提过一句，说出生在韩国的凯文是被美国人收养来的美国。
看我有些不解的表情，凯文问史蒂夫，“我的故事，你没告诉过她？”
“我想还是由你自己讲出来比较好。”犹太大叔史蒂夫瓮声瓮气地说。他比我们两位都年长，虽然不时也开些玩笑，可在许多时候还是很有长者之风的。
凯文捏了几粒瓜子，在手里揉捻着。他并没接口说下去，反倒是望向我问：“你寻过人吗？”
我想都没想就说当然寻过啊。在两人有兴趣的目光中，我颇有些兴奋地回忆了当年的寻人经历。
2
我第一次寻人是十五年前。当时我在北京某报当编辑，某天忽然来了个实习生，居然跟我是大学校友。她皮肤光洁微黑，体态饱满健美，仿佛一枚多汁的水蜜桃。懂得扮美之道的她总把眉毛描得浓而有形，像奥黛丽·赫本，眼影时而暗蓝时而灰紫，让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率真又神秘。她心无城府，嫉恶如仇，见不惯报社一些蝇营狗苟，不时私下跟我讥讽几句。我们很快成了铁姐儿们。我接到采访线索也总是派她去，她从无废话，干活利索周到，一次也没塌过方。她的房东临时用房退租，她搬去我的公寓住了一段，晚上睡前闲聊，她脸皮很厚地透露她的择偶三要素：长得帅，有足够的钱，性能力要棒。被我大笑恶俗也不恼。后来报社版面缩减，正式记者发稿的阵地都少了，实习生更没了用武之地，于是她离开去了另一家报社。戏剧性的是，她某天在街上遇到一位有魅力的大叔，两人一见倾心，她不久便离开北京跟去了上海发展。先还偶有信息往来，不久就没了音信。再打她手机仍有人接听，却已是陌生人，说根本不认识她。很惦念她，茫茫人海无处寻，我便写了一篇散文《那个叫林赛的唐山妞》，发表在《北京文学》，可大海捞针一般，我再也没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
“中国人不用‘脸书’吗？有‘脸书’的话，这种情况相对容易找到。”凯文幽幽地说。
“即使找不到，这个人已经经过你的记述留存在了文学里。你们的友情也经由这篇文章得到了纪念。结局也不坏。”史蒂夫喜欢用发展的历史观看问题，“遗憾总是有的，cest la vie（法语，这就是生活）。”
“我的第二个寻人故事却完美得让我意外。”说到这儿，我也卖了个关子，“你们听说过在中国的南方有个泸沽湖吗？没有加州的太浩湖辽阔，却湛蓝如宝石，像远离尘嚣的圣物。”他们二人都曾去过中国，都安静地摇摇头。
正是为了去看那美丽的湖，我偶遇了一对七八岁的兄妹。“在那个偏远小镇的汽车站不远处，我等车等得无聊，走着走着，迈进了一个简陋的售卖水产和禽类的院落。冬日阳光下，这对穿着厚敦敦棉服的兄妹，趴在露天的水泥台上写作业。看到我给他们拍照，他们有些兴奋和害羞。着小红花棉袄的妹妹，几次笑着跑开，被哥哥懂事地追回来配合。然后他坐在阳光下专注地读语文课本，穿着旧球鞋的脚大咧咧地伸在干硬的泥地上。妹妹跑跳着继续撒欢儿，偶尔扭头害羞又好奇地看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