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毫无预兆，二○二二年最后几天如同一片薄薄的玻璃瞬间破裂，满地都是碎片。变故突然而简单：父亲去世了。父亲很老了，风烛残年，可是，发生的一切仍然猝不及防。回想仓促而混乱的几天，既是长长的煎熬，又仿佛仅仅一眨眼。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我一直有些恍惚。

好多年了吧——父亲日复一日面对一部五十五英寸的大屏幕电视。父亲已经九十四岁。由于长期眼疾，他几乎失明，只能看到电视屏幕之中一些隐隐约约的影像，后来干脆闭起眼睛听一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父亲逐渐与那些西装领带播音员的标准腔调或者种种让人爆笑的综艺节目失去了联系。电视屏幕犹如一天一天远去的历史河流，父亲只是留守在岸边浅浅水洼之中的一条小鱼。父亲有时抱怨，他现在什么也不懂。我安慰父亲说，没有关系，躲进小楼成一统，岁月静好，管得好他自己就行。父亲心有不甘，拄一把拐杖在寓所里颤巍巍地走来走去。拐杖的底下撑开的四个爪子保持稳定。没有人想到，二○二二年的最后几天突然变得无比陡峭，拄着拐杖的父亲，无论如何再也走不过去了。

这一段时间我不怎么敢去看望父亲。新冠病毒正在大规模集结，无声无息地呼啸而来。我仍然穿梭于年末的各种例会，一个又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人陆续传来“中弹”的消息。我担心贸然将病毒引入父亲的寓所。父亲雇了一个六十岁左右的阿姨照料饮食起居。阿姨来自一个山区，说话口音重，口齿不甚清楚，菜烧得有些辣，也不怎么擅长操作电饭煲或者手机这些电子产品。但是，她对父亲很不错。阿姨没有什么社交，只是每日晚上到江滨公园跳广场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跳。她时常在电话里与老乡交流各种信息。那一天她突然向我求证，问我是不是要和台湾打起来了。她说如果真的打仗，要把“爷爷”带回老家的山区避难——她称父亲为“爷爷”。我笑着让她别操心这种事，心里还是浮出一阵小小的感动。我只能反复叮嘱出门戴口罩，回家立即洗手。阿姨喏喏连声。

十二月二十二日半夜近十二点的时候，阿姨突然给我打电话。她说父亲上卫生间之后滑倒了。人并没有受伤，可是两腿发软站不起来。她试了几次，一个人无法扶起父亲。我和太太立即过去。我们刚刚服下安眠药准备睡觉，仍然冒险驾车。太太对于药物更为敏感。她坐在副驾的座位，觉得马路像一条河那样浮动，路面的车道线都是重影，斑马线仿佛一条条飞起来，扑到车窗上。

到了父亲的寓所，阿姨满脸是汗地坐在一边，父亲居然躺在地面呼呼大睡——他穿着棉衣，阿姨遵循我们的嘱咐在父亲身下垫入毛毯避免受凉。我们两个人勉力将父亲架起，第三个人迅速将一张椅子塞入父亲的屁股底下，父亲勉强坐了起来。架起父亲的时候，他的身体重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是不是由于双腿无力配合而产生了下坠之感？我心中疑惑。安顿父亲上床睡觉之后，我与阿姨交谈了一会儿。她说父亲这一段未见异常。嗜睡是很久的事情了，每日的午睡差不多整整一个下午。父亲常常从床上起来不久，坐到躺椅上又开始瞌睡。让我较为放心的是，父亲体温正常。

次日参加毅霖君主持的书法、篆刻、刻字展览开幕式。展览是二○二二年存留记忆的最后一束艺术光芒。许多作品气韵不俗、格调清雅，可是我心中有事，匆匆浏览之后就离去。回家之后电话得知，上午姐姐、姐夫在父亲寓所照料。父亲下床的时候又瘫坐到地上。姐姐、姐夫扶父亲上床的时候同样深为疑惑：为什么父亲的身体这么重？

这种状态难以为继。恰好阿姨的丈夫这一段时间可以腾出手。他曾经在医院当过护工，有些护理经验。我们当机立断雇下他，与阿姨一起照料父亲。阿姨夫妻住在一起节省开支，同时又挣得到两份工资，他们也十分乐意。阿姨的丈夫当天下午立即到位。那一天晚上我们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

二十四日早晨，阿姨电话报告太平无事。父亲吃了一碗饭，现在又上床休息。夜里父亲上卫生间，由她丈夫扶过去。她丈夫力气够大，足以胜任。我转身与父亲的主治医生通电话。这位医生诊治父亲多年，熟悉父亲的身体状况。他说不久前刚刚看过父亲的血象报告，没有什么问题。我想请教的是，如果父亲感染新冠病毒，可否住院治疗。医生苦笑说没有意义。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护工已经感染过半，住院徒然增加风险。我说出现危急状况怎么办，医生说如果叫得到120，送到什么医院就看自己的造化。我心情黯然。

放下电话不久，阿姨突然来电话，音量超常地喊，父亲发烧了！我問多少度，她说三十九度多。我手忙脚乱，即刻就要赶过去。还未出门，阿姨又来电话，带着哭腔说，父亲很重很重地呼吸一阵，现在没有呼吸了。我不相信，她又说了一遍。我仍然不相信，要她丈夫听电话。她丈夫口齿清楚，将情况复述了一遍。这是真的。

就这么一瞬间，父亲没了。

二

父亲年事已高，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当然有各种思想准备。尽管如此，急转直下的情节仍然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但是，悲伤很快被紧张淹没。据说殡仪馆的业务正在急剧增加，慢一步就排不上队了。我们紧急联系丧葬“一条龙”的服务人员。疫情期间一切从简，双方迅速敲定各种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