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被周围的人看成是很调皮的孩子，甚至以顽劣闻名乡里。长大后我经常反思儿时的行为，当然干过一些比较捣蛋的事情，有过一些恶作剧，但特别出格的坏事实在没有做过，让我羞愧终身的劣迹，实在也没有。顽皮的恶名，多少有些虚。我自认为从小其实就不算胆大，因而也不敢真正地妄为。成人后，胆子就更小了。说白了，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但既然生而为男，在少儿时期，总会做些让别人恼怒、招父母打骂的事情。在外面惹了事，人家告上门来，这样的情形，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是常有的。至于原因，大多数时候，是在外面与别人家的孩子发生了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外面欺负了别人。孩子们在一起玩闹，你瞪我几眼，我骂你几句，或者你推我一掌，我搡你一把，通常谈不上谁欺负了谁。我从小便不是一个乐意欺负人、敢于欺负人和有能力欺负人的人。在外面与别的孩子玩闹后，回到家，就把啥事都扔在外面了。但有时候，突然就有人告上门来，说我欺负了他的儿子。往往是牵着那刚刚与我玩闹过的儿子的手，上门告状。我在外面受人欺负的事情，也是有的。但我就是在外面被人无端地打得鼻青脸肿，回家也决不说实话，会编造个理由，例如，说是自己走路跌了一跤，或是上树摸鸟摔下来了。那鼻脸上的伤，与走路跌跤或上树摔下，实在不相匹配。父母虽然看得满脸狐疑，但也懒得深究。可这样的时候，也有可能有人告上门。有的孩子，明明欺负了别人，明明把别人打得鼻青脸肿，回家仍然要向父母诉苦。只要有人告上门来，父亲自然收拾我一顿。我最怕的，是家中正在吃饭时，有人上门告状。父亲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厌恶吃饭时有人打扰。桌上有鱼有肉，或许还喝着小酒时，谁都不愿放下筷子酒盅应付琐事。但父亲是就着咸菜豆腐乳扒着米饭时，也极其不愿有人打扰。扒着饭时有人来告状，父亲便分外火气大。往往是告状的人一开口，父亲也不问到底是咋回事，放下碗筷，抱起我，便往离家最近的池塘跑。那告状的人，自然不好意思跟着我们，看看父亲是否真的把我沉塘了。也不能在我家里等着，看看我是否又回家了。所以，总是在父亲抱起我往池塘跑时，告状的人便讪讪地回去了。他来告状，本意是要控诉我的罪行，但父亲根本不给他诉说的机会。人家都要把孩子扔进池塘淹死了，你还能说什么？父亲这一招，对付上门告状者，十分管用，实在是最佳应对方式。但我相信，这绝不是精心设计的招数。父亲那吃饭最烦打扰的毛病，也遗传给了我。我想，这其实是一种没有在进化过程中丧失掉的动物本能。你看那些家养的猫啊狗啊猪啊，平时再温驯，在进食时，有人骚扰，也会龇牙咧嘴、发出哼哼叽叽的愤怒声和警告声。人吃饭时不愿意被打扰，还是这种动物本能的表现。也许有人说，这并非普遍现象。吃饭时特别厌烦打扰，说明这个人还很像禽兽。像禽兽很好。在很多时候，像禽兽，比像“人”，更令我心安。

与别的孩子打架、弄坏了人家什么东西，有人告上门来，是闯祸了。上树摸鸟，一般不会惹出事来。要惹事，惹的也是鸟事，不是人事。一般的树，你往上爬，大人即便看见了，也就是看一眼而已，理都不理你。但在乡村，有那种特别大的老树，是不能爬的。一个人，哪怕本来是不怎么样的人，甚至是很卑琐无聊的角色，但如果活到被称作人瑞了，就带有几分神圣，让人仰视膜拜。树也这样。树大到远超寻常，往上爬，就触犯了某种禁忌。我们村里，北边村口，那时便有一棵这样的枫树，拏云攫石，是几个成年人合抱方能抱住的粗；朝日初升或夕阳西下时，那树影会伸展到老远老远的田冲；树冠如一座鸟岛，有许多鸟窝。这棵树，是不能爬的。连续几年，我一次次地围着树转圈，数着树冠上的鸟窝，像在羊堆里数羊，鸭群里数鸭，总是数不清楚。春夏间，那鸟窝里常有小鸟在啁啾，像是在引诱，像是在嘲笑，也像是在挑衅。一个夏天的下午，我绕着树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这样地转了好多圈之后，终于忍不住，开始往上爬了。这么粗的树干，根本抱不住，手和脚都没有牢靠的着力点。好在树皮很粗糙，手腿并用，缓慢地往上攀援还是可能的。爬到一半，离树冠上的鸟窝还远着时，远处田冲里干活的村人们便发现了我。他们认出了是我，一半靠辨，一半靠猜。他们怒吼着，吼些什么，我完全听不清，但能感觉到他们的惊恐。我也被吓住了，赶紧往下滑溜。落到地面，两肘内侧和两股内侧，都有了血印子。小时候，一到夏天，我身上不流血的日子很少，所以，也不当回事。在我的爬树史上，绝少失败的记录。这棵树，打了几年主意，却只爬了一半，心里很憋屈，想：要找个人们都在家里的日子，再来爬这棵树。打定这样的主意后，也就把这事忘了。吃晚饭时，父亲从外面回来，直冲到我身边，抓起我便往池塘跑。往常，是跑到离池塘还有一段路，便把我往地上一扔。这一回，是跑到池塘边上，才把我扔下，弄得我真的差点滚进塘里。后来知道，父亲在回家的路上，就有三次被人拦住，都是有人控诉我竟然爬那棵枫树的滔天罪行。难怪父亲进门时，脸都歪着，那是气的。

这样的勾当，都算是武祸。小时候，我还多次闯过文祸。文祸，是因为文章、言论而惹祸。一个乡村里的小毛孩，能招来什么文祸？但我那些年，还真多次因为文字、言论而招来父亲的打骂。我后来回忆，每次我闯了武祸，父亲的打骂都具有强烈的表演性，是做给别人看的。打，手举得很高，动作很夸张，手掌落到屁股上，感觉如抚摸一般，没有什么像样的痛感。至于动不动抱起我往塘边跑，那与其说是要惩罚我，毋宁说是要让告状者难堪。但每次我惹下文祸，父亲的打骂，非但没有丝毫夸张，反而带有隐秘性，即不想让别人知道，却打骂得很切实：骂，声音不高却咬牙切齿；打，动作幅度不大，却招招阴辣狠毒，打一下是一下，用的是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功夫。

回想起来，我小时闯下的最严重的武祸，是把一个大娘的头打破了。那应该是我初中二三年级时，年龄是十二三岁。那时，我的父母已经从小学调入公社初中，我的家就在学校内。进校门右手边，是一排平房，前面两间是分给我家的。学校边上的村中，有一位独身妇女，也就五十来岁。但因为是孤老，所以是生产队的“五保户”。这位老大娘，是有精神病的。她的惯常行为，是用一副箩筐，把全部家当挑着，进京找毛主席。每次她挑着一副担子，往自认为的北京方向走，我都有些担心。但却总是今天出去了，明天又看见她在家里。除了经常进京拜见毛主席，她的另一个惯常行为，是站在家门口骂人。骂人，她会说出许多人名和许多雞零狗碎的事情，但我们从她慷慨激昂的骂中，实在理不出一个头绪。我后来想，曾经与她一起生活的人，应该能够听懂她的意思。这两样之外，这位大娘也没有什么特别怪异之处。一天下午，我拿着弹弓，四处找鸟，走到这位大娘家门口，见她站在门前，倒是没有骂人，而是朝很远很远的地方看着。我想，她可能又在遥望北京，又在深情地思念着。我没有在意她。离她几米处的一棵桃树上，几只麻雀正叽喳跳踉着。我没多想，拉紧皮筋，一粒石子向树上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