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站在朝天门七码头“大美山城”号游轮闪烁的霓虹底下回头望时，富顺倏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眩晕。

他没站稳，右脚一扭，手里的棒棒倏地落到地上，顺着石阶往下翻滚。滚到倒数第二级那儿，撞上石块，猛地一弹，从中间咔嚓一声，断成两截躺在草堆里。

他愣住了，一声不吭。他望着竹竿像是望着自己折断的骨头。

二十多年前，当富顺光着脚和胸背，第一次挺起肩撑着那根光滑、冰凉的竹竿时，就在十八梯同样凹凸的石阶上，也是一阵天旋地转。他摔倒以后只记得眼前一黑，醒来时竹竿缠绕着青色的尼龙绳躺在一旁，右脚那儿凸出来一块鼓包，从此瘸了。

到今天富顺也没能明白那晕厥的来由。他明明记得那天早上他特意在十八梯中段一棵参天黄桷树底下找了间早餐铺，花一毛多钱塞了三个馒头和一小碟咸藠头。老板问他，来当棒棒噻？他边咽馒头边点头，差点噎住喉咙。老板望望桌上，说，你这儿吃得也不够多哟，头先几个棒棒，嗨得很，一人三碗小面，几分钟，通通下肚。富顺笑笑，没说话，一摊手，表示自己口袋空空，拿不出钱来吃面了。老板明白，不多说，拍拍富顺光溜的肩膀，像是江水拍在石头上。

最开始富顺怀疑自己摔倒和早餐没吃小面有关，但这种可能性很快被排除了。因为富顺之后几乎每天早上都在这家早餐铺吃三个馒头，有时候多要一碗粥，有时候只夹些藠头，然而再没有晕过一次。吃完，和老板打声招呼，扛着棒棒，一走一瘸地沿着石阶往上爬。他只有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吊脚楼群里接到去朝天门码头的老板的行李，才会再从那棵黄桷树底下走过。这时从树荫里就会传来一句响亮的号子般的吼声，喂，走啦！他也心领神会，扭头过去，被行李压扁的胸腔里迸出一句，回见！脖颈后的那根竿被震得直抖。

后来富顺知道，开早餐铺的老板姓卢，老重庆，在这儿黄桷树下石板街上活了四十三年。他比富顺大，富顺就喊他卢哥。卢哥不称别的，还是照样喊他富顺。实际上“富顺”这个名字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这样喊。大多数人，尤其是拎着行李、等着棒棒吆喝一声“来了喂，老板”的顾客，他们分辨不出棒棒的长相，就像你站在嘉陵江边分辨不出沙滩上的两粒石子。别人叫他棒哥、棒爷，他应；外地人喊他，那个挑扁担的，他也应，以至于到现在有人在街上吼一嗓子，喂！他也下意识地一愣，扭头东张西望打探。

当然也有人好奇，说，你是富顺来的吧。这话不少人问。通常都是些川东来的旅客，乡音易辨，算半个老乡。富顺心里很乐。他常常一惊，然后咧开嘴，半蹲着把竹竿往颈上腾腾，但他不会多说。棒棒是不能也不愿多说话的。唯一释放情绪的方式就是喊号子。如果你坐在黄桷树旁或者朝天门来往的码头上——当然，那是十几二十年前了——耳边不绝的除了人声鼎沸，一定能听见各种号子，有喊的，有唱的，從早到晚。富顺的嗓子绝对算顶亮的一类，他常唱的就是那首被卢哥称作“川东嚎”的曲儿：

弯弯的沱江流喂

谁唱着对岸的歌

朝南又朝北哟

乌云就遮满了天

浅浅的西湖水哦

莲花它朵朵地开

待到满池红嗦

老汉儿他就回来

高高的洄澜塔啰

一望就望到了边

太阳升又落唷

何时你得归来

太阳落又升唷

盼呀嘛盼归来

他总是唱一句喘一口气，就像他的右腿总走一步顿一下那样。唱完，大汗淋漓，顺着竹竿流到地上，眼前黑沉沉像是挨了一拳。按卢哥的话说，直唱得鬼泣神涕，感天动地，把他摊上的客人都唱落了泪。实际上富顺也唱得心堵。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八岁那年，也就是1968 年夏天那个电闪雷鸣的雨夜，自己揣着母亲包在绣花布里的两块三毛钱钢镚儿，从富顺县城出发，沿翻涌上涨的沱江朝东走了一整晚。临走前母亲拖着病体告诉他，只要沿着河往东大半个钟头，就能见到汽车站，在那儿花八毛钱，可以坐到重庆。他的父亲就在重庆。但他迷路了，没有见到汽车站，脚边是泥泞，头顶是瓢泼大雨。一路走到泸县交界的时候，他的眼前已经黑一阵白一阵。天此时微亮，他浑身湿透发冷，两条竹竿儿状的腿裹满泥浆，杵在稀土里一个劲抖。他跑到最近的一户人家墙根底下，从墙上扯下几张大字，上面写：谁敢反对革命，就砸烂他的狗头！他用写了“革”字的那张擦了左腿上的泥，“命”字那张擦了右腿，接着蹲在墙角屙了爬屎，用“狗”字抹抹屁股，朝地上啐了一口。他不识字，但不知怎的突然就想起母亲被拉去批斗示众那天，整条街拉起横幅，响着一句话：打倒资产阶级走狗！那喊声震耳欲聋，他只觉得浑身上下痒得可怕，现在想起来，两根竹竿一屈，蹲在墙根半晌没声。这时已经大亮，太阳从村东头一棵树旁升起来，立刻将周围湿滞的泥巴晒得蒸汽腾腾。

他就是在望着那缕光的时候突然想起母亲常哼的那首歌谣。

很多东西他都记得。比如东街老屋连夜漏水的雨棚、母亲爱穿的绣花裙以及那首歌谣。他轻声哼着，哼到最后一句，太阳落又升唷，盼呀嘛盼归来，接着浑身一抖，头一歪，晕厥过去。

他后来当然没有见到父亲。母亲也没有。当他被革委会带回那间狭潮、黑暗的小屋时，房顶爬满霉菌，地上积满污水，床上躺着他一动不动的母亲。他一边以一个八岁儿童所能掌握的全部词汇痛诉他们不给母亲治病的恶行，一边把哑口无言的他们赶出了房间。也是在那天，他坐在母亲脚边的床褥上做了他生来最大胆的决定：抛掉了自己八年来的姓名，改名富顺。

这名字通泰，也好记，总有人打趣，说，你不发大财做大官，真是对不起嘞个名字。常说这话的是丽华。她说这话不是出于羞辱或者不满。她只是单纯对此表示好奇，毕竟啷个没本事的会起嘞个名？实际上关于富顺，很多事她都很好奇，比如他失踪的父亲、病死的母亲，以及他莫名其妙的名字。这些她嘴上不提，心里一直都记得。她在田里忙活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刻钟心神不宁。她往往靠在田垄上坐下来，思考这些问题，从自己和富顺经人介绍认识那天，想到铁皮屋顶上又破了两个大洞、发霉的床褥还没晒干。她想着想着突然浑身一震，侧过脸去，朝田里一下一下地大口呕起来，吐在地上的是一圈圈黏稠的米糊。丽华捂着肚子跑回东街，富顺那时正踩在桌子上修补屋顶的破洞。

我有了。她说。

你说撒子？富顺忙着把几簇粗壮的茅草从洞里顶出去，它们都是早些时候丽华从田埂间的烂泥巴里扒来的。你又找到新鲜茅草了？他问。

我说，我有了。丽华重复一遍。

富顺手一抖，几根茅草落下来迷住了眼。他往回缩手的时候手腕刮在粗糙的铁皮边缘，划出了一道口子，一寸多长。血滴到一捆一捆的干枯的草上，立刻一片鲜红。他后来正是用那只留了疤的手从集市上拎了根胳膊粗的竹竿儿回来，又用平常揦杂草的弯镰刀，在第五、第六节中间砍出了一道裂口。成熟的竹子硬，难砍，富顺手疼，每天只在正午午后砍上半个钟头。那缺口一日比一日深的时候丽华的肚子也一点点大起来。

竹竿砍断那天，县城里下起瓢泼大雨。富顺记得那雨将他的全身淋得浸湿，青色尼龙绳里吸满水，变得又重又沉。丽华挺着肚子送他到车站。一块两毛钱，到渝中，他把竹竿竖着塞在腋下，往车上挤，司机喊，当棒棒的，往后头坐。中巴二十来个座位，杵了十几根直挺的杆儿，像片林子，林子的缝隙里蹲着许多石礅一样的光溜溜的面孔。

汽车启动时上下颠了一阵。富顺从窗户往外头瞅，啥也看不清，只看到一双手举得老高，一个劲挥呀挥、摇呀摇。他也想招手回应，可竹竿儿坠着，尼龙绳牢牢套紧，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