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祖父、父亲都爱喝酒,记得小时候,每顿饭母亲都要给他们炒一个下酒菜。“文革”期间,父亲工资冻结,全家只有母亲一个人的工资,经济就紧张了。父亲下放劳动,干些和大泥、砸焦炭之类的重活,还时不时被叫出去批斗一回,就这样他也还喝。有一回来“揪”他去开批斗会的人已经来了,他还说:“等会儿,我把这杯酒喝完了。”下酒菜变成了花生米、小咸鱼之类的东西,放在炉盘上烤熟,照样下酒。我尝过一次父亲下酒的小咸鱼,酥脆、咸香。这种咸鱼很小,就茶杯口大小,像是偏口鱼。可惜后来这种咸鱼找不到了。
过年的时候,父亲也会让我们尝一口他的酒,真没觉得好喝,又辣又呛。
我第一次真正喝酒,是参加工作后不久。那时候煤都是定量供应的,但农民没有。好在淄博就产煤,有不少公社有小煤窑,农民都是到那些小煤窑买煤。不过,也得有关系,不然也买不到。我们组一个师傅,家在农村,要去一个小煤窑买煤,叫我和另外两个师傅去帮忙,用平板车往回拉。他托的关系是我们车间的一个工程师,工程师的妹夫在煤窑上管事。这位“妹夫”见了我们那个不耐烦啊,对我们颐指气使,呼来喝去。我刚走进社会,头一回见到这种事,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后来阅历渐多,发现手里有点权力的人常有这种嘴脸。人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到现在也不懂。煤拉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师傅就留我们吃饭,其实主要是喝酒。
酒是散装的地瓜烧。这酒真不好喝,不过,这是后来的看法,头一回喝酒,什么酒都不好喝。我记住的不是酒味,而是劝酒。第一次见这种阵势,我实在不会应对,师傅让喝就喝。后来有点头晕,稍微推辞,师傅劝酒的话说得好像我不喝就是大逆不道一般。我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有劝酒的习俗,似乎不把客人灌醉就没有尽到礼数。后来我碰到各种各样的劝酒,其中有一个人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他的劝酒已经达到了艺术化的高度,说的话很真诚,很有感情,劝得你深受感动,你会心甘情愿地一次又一次地一饮而尽。
我不知道那天喝了多少酒,反正是喝醉了。我是头一回知道什么叫醉。本来是整平的马路,走上去却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躺到床上,一闭眼就觉得天旋地转。头疼。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爬起来吐了一回。
醉酒的滋味真不好受。
我记不清什么时候有了酒瘾。在工厂八年,喝酒的次数并不多。一来是没钱,二来是没有酒瘾。只是那时候生活单调。工厂区孤立在离市区十几里远的地方,周围都是庄稼地。厂区里除了厂房,还有家属宿舍、单身宿舍,幼儿园、小学、中学;一个商店,一个粮店,一个职工俱乐部。俱乐部的门大部分时间关着,除了开会的时候。没有电影,没有演出,更没有书,很像汪曾祺写的七里茶坊。我对《七里茶坊》的好感,大半来自对那种单调、贫瘠生活环境和气氛的熟悉。上班下班、吃饭睡觉,除了像汪曾祺写的那样在宿舍里聊天之外,就是逛铁路。通往罗村煤矿的铁路从我们厂区和家属区之间穿过,沿着铁路走,能看见绿色或黄色的庄稼、远处的村庄、更远处的小山,以及天边的晚霞。不过,整天看也没什么意思。
这种日子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寂寞。
感觉到寂寞的不只是我自己,于是过些日子,总有人招呼着喝一回酒。通常是两个人约了喝酒,三个人一斤酒就不够了。酒多半还是地瓜烧。有一阵厂区的商店卖一种小麦酒,一块一一瓶,只比地瓜烧贵两角,但是味道好多了。景芝白干是山东名酒,一块四一瓶,我们很少去买来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