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父亲都爱喝酒，记得小时候，每顿饭母亲都要给他们炒一个下酒菜。“文革”期间，父亲工资冻结，全家只有母亲一个人的工资，经济就紧张了。父亲下放劳动，干些和大泥、砸焦炭之类的重活，还时不时被叫出去批斗一回，就这样他也还喝。有一回来“揪”他去开批斗会的人已经来了，他还说：“等会儿，我把这杯酒喝完了。”下酒菜变成了花生米、小咸鱼之类的东西，放在炉盘上烤熟，照样下酒。我尝过一次父亲下酒的小咸鱼，酥脆、咸香。这种咸鱼很小，就茶杯口大小，像是偏口鱼。可惜后来这种咸鱼找不到了。

过年的时候，父亲也会让我们尝一口他的酒，真没觉得好喝，又辣又呛。

我第一次真正喝酒，是参加工作后不久。那时候煤都是定量供应的，但农民没有。好在淄博就产煤，有不少公社有小煤窑，农民都是到那些小煤窑买煤。不过，也得有关系，不然也买不到。我们组一个师傅，家在农村，要去一个小煤窑买煤，叫我和另外两个师傅去帮忙，用平板车往回拉。他托的关系是我们车间的一个工程师，工程师的妹夫在煤窑上管事。这位“妹夫”见了我们那个不耐烦啊，对我们颐指气使，呼来喝去。我刚走进社会，头一回见到这种事，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后来阅历渐多，发现手里有点权力的人常有这种嘴脸。人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到现在也不懂。煤拉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师傅就留我们吃饭，其实主要是喝酒。

酒是散装的地瓜烧。这酒真不好喝，不过，这是后来的看法，头一回喝酒，什么酒都不好喝。我记住的不是酒味，而是劝酒。第一次见这种阵势，我实在不会应对，师傅让喝就喝。后来有点头晕，稍微推辞，师傅劝酒的话说得好像我不喝就是大逆不道一般。我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有劝酒的习俗，似乎不把客人灌醉就没有尽到礼数。后来我碰到各种各样的劝酒，其中有一个人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他的劝酒已经达到了艺术化的高度，说的话很真诚，很有感情，劝得你深受感动，你会心甘情愿地一次又一次地一饮而尽。

我不知道那天喝了多少酒，反正是喝醉了。我是头一回知道什么叫醉。本来是整平的马路，走上去却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躺到床上，一闭眼就觉得天旋地转。头疼。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爬起来吐了一回。

醉酒的滋味真不好受。

我记不清什么时候有了酒瘾。在工厂八年，喝酒的次数并不多。一来是没钱，二来是没有酒瘾。只是那时候生活单调。工厂区孤立在离市区十几里远的地方，周围都是庄稼地。厂区里除了厂房，还有家属宿舍、单身宿舍，幼儿园、小学、中学；一个商店，一个粮店，一个职工俱乐部。俱乐部的门大部分时间关着，除了开会的时候。没有电影，没有演出，更没有书，很像汪曾祺写的七里茶坊。我对《七里茶坊》的好感，大半来自对那种单调、贫瘠生活环境和气氛的熟悉。上班下班、吃饭睡觉，除了像汪曾祺写的那样在宿舍里聊天之外，就是逛铁路。通往罗村煤矿的铁路从我们厂区和家属区之间穿过，沿着铁路走，能看见绿色或黄色的庄稼、远处的村庄、更远处的小山，以及天边的晚霞。不过，整天看也没什么意思。

这种日子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寂寞。

感觉到寂寞的不只是我自己，于是过些日子，总有人招呼着喝一回酒。通常是两个人约了喝酒，三个人一斤酒就不够了。酒多半还是地瓜烧。有一阵厂区的商店卖一种小麦酒，一块一一瓶，只比地瓜烧贵两角，但是味道好多了。景芝白干是山东名酒，一块四一瓶，我们很少去买来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