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末，挨蹭了数日，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残联换证大厅。一进门，心不由得咯噔一沉。

当门的椅子上，一个六十多岁的妇人佝成一团。医生的目光在她身上扫了一遍，目光像探头射向她的手。此前，她一直用左手笼在右袖上。“把手伸出来。”医生说。她依言伸出了一截小臂。手臂的尽头没有手掌，顶端的腕骨突兀地翘着，像截棒槌，敲落在我的心上。她做出交握的手势，怪异的形状和干瘪的皮肉定格在半空。

医生的眼底掠过惊诧：“几年了？”她张了张口，却没发出半点声音。旁边的中年汉子嗫嚅着开口道：“怕是四五十年了，还是大集体的时候。”他应该是她儿子。医生瞟着他拉碴的胡须，接着问：“咋个弄的？”

“打麦子打掉的。”儿子回答。

老妇人已经闭紧嘴巴，木然得像是与己无关。但她的眼神开始游离，一些记忆的沉渣浮起。想象中血淋淋的画面和疼痛，使我一阵寒战。

医生嘘口气，整理了面容开始写鉴定意见。工整的两行字里我只看到“肢体三级”四个字。什么样的意外会丢掉整个手掌？但我不能多问。在别人裸露伤口的时候，刨根究底是一种无耻的猎奇。

三级，是她身体的等级。而四级，是我身体的等级。不管如何忽略，这是烙印般的存在。我看着鉴定标准，四级：一肢功能中度障碍，拇指或四截除或残损；三级，单肢截肢或缺肢，一肢功能重度障碍；二级，双肢截肢或缺肢，两肢功能重度障碍……这些文字，裹挟着寒气直透脊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