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苏格兰场的比德尔探长之邀，麦克斯·卡拉多斯接下了玛莉·赛威尔失踪的案子。此事起初闹得沸沸扬扬，现在——也就是两周后——已经无人问津。

“我们一个线索也没放过，但还是一无所获。我不介意向您承认，我一直认为是玛莉的父亲亚瑟·赛威尔在那天下午带走了她。”比德尔慢条斯理地说。

“为什么？”卡拉多斯问。

“赛威尔夫妇在四五年前离婚了。赛威尔夫人仍然拥有良好的地位，在斯旺斯蒂德有一栋豪宅，每年有五六百镑的收入。而赛威尔先生的地位一直在不断地下降，他现在几乎是个穷人。赛威尔夫人拥有玛莉的监护权，她认为前夫太寒酸，不再允许他见孩子。大约一个月前，他俩在街上偶遇。赛威尔先生要求继续探访。当时，正好有一个姓朱尔普的女士也在场，她也许说了什么。最后，赛威尔夫人给了前夫一张支票来结束讨论。赛威尔先生当场撕毁了支票，把碎片扔进了附近的水沟里，掸了掸手指，举起帽子走了，没有再说话。这是两人最后一次相见，赛威尔夫人自称从那时起就一直担心会发生什么事。”

“您因此而指控赛威尔先生？”

“这算不上一个指控。赛威尔夫人认为前夫只是想报复自己，而不会伤害孩子，她甚至要求报纸不再报道此事。事实上也没有证据表明赛威尔先生和孩子在一起。不过，在玛莉失踪的那个下午，他的行踪实在可疑。他中午十二点出门，下午五点回家，他说这段时间自己在办公室，但同事都说没看见他。而且，斯旺斯蒂德车站的一名工人指认他是那天下午从某趟列车上下来的乘客之一。”

“从照片？”

“首先是看了照片，之后又指认了本人。”

“他们在车站说过话？”

“不，那名工人只是看到了他。”

“这样的指认太随意了。眼睛易受蒙蔽。”

“但仍然可以作为佐证。”比德尔说，“我们还有一件物证，是赛威尔夫人收到的一封信，很不寻常。”他把一个信封递给卡拉多斯。

盲人的指尖从纸上划过。“伦敦，5月15日下午5点30分。”他念出邮戳上的字。

“玛莉就是那天失踪的。有一列火车从斯旺斯蒂德出发，于4点47分到达兰贝斯桥。”

“发车时那位工人在做什么？”

“他那时已经下班了。”

卡拉多斯打开信封，取出里面的信件，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这封信“很不寻常”。“这些字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他说。

“我们已经确认过，是5月13日的《泰晤士报》。”比德尔赞同道，“由此看来，这件事是有预谋的。”

“不要惊慌，女孩很安全。只有急于寻找，才会造成风险。等着，她会毫发无伤地回家。”盲人念完信上的文字，又说：“报纸的日期意义不大，不过，对文字的刻意选择、精心剪裁和排列，孩子失踪的时间，以及这封信的寄送时间，的确表明这件事是有预谋的。您对这封信做过化验吗？”

“没有。我们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气味之类的东西，警犬嗅过玛莉的靴子，帮我们确定了她失踪前的具体位置，之后，线索就断了。”比德尔说，“与其说我怀疑亚瑟·賽威尔是绑架犯，不如说我希望他是。玛莉是个漂亮的女孩，如果落在别的什么人手里……”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盲人已经很明白了。

“我担心，这是一场关于机会的赌博。我们要么大获全胜，要么输得一败涂地。”卡拉多斯说，“告诉我玛莉失踪的地点，我要走一趟。”

当晚，卡拉多斯的车开往斯旺斯蒂德。大道平坦，一侧是广阔的原野，没有任何建筑，另一侧，经过车站，第一栋豪宅就是赛威尔夫人的，隔壁是一座山庄，山庄的主人埃勒斯利大夫在城里的诊所中工作，只在周末才到此度假。沿着大道往前，是一块没有围栏的草地，也就是玛莉在失踪前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根据比德尔的调查，草地离学校很近，孩子们常在放学以后来此玩耍，工人路过时会在这里歇脚。山庄的一个侧门对着草地，但总是锁上，很少打开。比德尔曾进入山庄查看，发现只能通过一扇小窗看向草地，窗外又有树木遮挡，故而什么也看不见。

经过草地，前面的建筑属于一位退休的陆军上校，他从印度回来以后一直住在这里。比德尔也调查过上校的家，没有开向草地的门，从里面也完全看不到草地。

在和前夫发生争执之后，赛威尔夫人不再让玛莉单独出门，只有上学的时候除外，因为学校离家很近，开阔的街道又给人以安全感。不过，她还是会站在家门口，目送玛莉沿着开阔的道路，走进学校。

“那天本来也该这样。”比德尔告诉卡拉多斯，“但在玛莉快要出门的时候，恰好有客来访，赛威尔夫人看见校长站在路边，路上又没有其他人，就放心地去招待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