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的《总编辑叙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是一本小书，只有五万字左右。该书分为上、下两篇，分别是两个讲座的内容，上篇为“怎样做一名合格的编辑”，下篇为“我的出版观”。作者陈昕做过上海三联书店、香港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是“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之一。作者对出版业的期望展露于字里行间，整本书洋溢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因此，阅读该书时首先要意识到这一点——厘清书中哪些是现实，哪些是期盼。汪家明在《序》中说：

实在说，陈昕的这些呐喊，在目前的出版业中是微弱的，或者说，大家都会这样说（如社会效益第一），但形势比人强，做起来是另一回事。可是他知道，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说，尤其对青年编辑。（《序》，P12）

而理想主义者的“呐喊”值得尊重。我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对此书所写颇有感触，故试对当前的编辑工作进行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反思。

残酷的现实

市面上有不少“实用手册”，可以让读者获取怎么学习、怎么看书乃至怎么吃饭、怎么喝水的大量信息。《总编辑叙谈》的上篇就是关于怎样做编辑的方法论的“实用手册”。有的编辑可能从不看这类实用手册，而照样是好编辑。有的人在读书看报与写作中特别用心，那么即使对编辑的概念都模糊不清，也可能很好地完成编辑的工作。在掌握流程的基础上，编辑工作更多地要求经验的积累。作者向青年编辑解释“怎样做一名合格的编辑”，便结合了自己的经历。

该书作者说自己“是个幸运的出版人”，刚参加出版工作时正赶上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接待了不少老出版家；参与重大出版项目时亲炙于上海出版界文化界的不少老领导。但作者的幸运并不具有普遍性，在人才济济的今天，普通编辑很难有那样的好因缘去结识“大人物”，很难拥有那么好的作者资源。 作者指出，老一辈的名人是各家出版社“争夺”的对象：

陈（观烈）教授坦然地告诉我，他已经被京沪两地的大出版社“包围”了，稿约都排到了数年之后。他还说，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不到深思熟虑的程度，未敢轻易立论著述。（P26）

小的新的出版社在作者资源竞争中尚不占优势，年轻的新编辑在作者资源竞争中更人微言轻。紧接着，作者把眼光瞄准甚至锁定经济学家的新生代，“倾心于那些未来十年、二十年后可能的学术大师”。青年编辑与青年学者建立良好的关系，编辑与作者一起成长，是非常理想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但作者似乎忽视了选题的决定权还在领导手中，有时很难通过选题的论证。

作者作为青年编辑的时代与今天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区别。作者将自己从事出版工作的40年的出版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十年是出版的纯真时代”，不必追求高利润，一门心思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多出有价值的好书。“其后二十年，出版业进入了管理的时代，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以是否盈利或者盈利多少来决定一本书是否值得出版。“最近十多年出版业开始进入资本的时代，一些出版企业试图把出版业当作一般的商业特别是娱乐业来经营”，“既往的学术文化追求、出版价值基线漂移了，进步主义的出版意识产生了危机，出版业有沦为大众娱乐业附庸的危险，读书也有可能成为轻浮无根的娱乐节目”（P94—95）。作者在“纯真年代”进入出版业，倘若要求资本时代中的广大普通编辑不受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去实现“纯真年代”的要求，实在不可行。

作者说：“经常会听到有的青年编辑抱怨自己生不逢时，错过了最好的出版时代和机遇之类。”（P31—32）作者承认出版工作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情况，有许多难解的问题，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机遇、目标和使命。可是这种机遇、目标和使命仍在出版业中吗？传统出版是夕阳产业的说法此起彼伏，马未都说：“传统纸媒走向没落是必然，如同两千年前的竹简木牍走向灭亡一样。”人工智能的充分发展是否会令编辑消亡，青年编辑似乎在这个领域中看不到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