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者多以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为盛唐四家来相提并论。从诗歌的艺术成就而言，四者各有千秋，如以思想性而言，高适诗歌的思想性于今当更有借鉴意义。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高适“少家贫，客于梁宋”，“我本渔樵孟诸野”讲的就是他为封丘蔚之前经历的“年过四十尚躬耕”与“以求丐取给”的交织生活。在躬耕田野、渔樵山河的农村生活中，他的眼光自然转向农民的生活，他的生活脉搏与农民相共振。同情底层的百姓生活，自然成了他思想中最为朴素的一种情感。高适在21岁西游长安失意之后被迫回梁、宋生活，其《别韦参军》一诗真实记载了他这段灰头土脸的生活。诗曰：

归来洛阳无负郭，

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

雁池垂钓心长苦。

他经历了雪、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对农村生活造成的各种苦难，所以我们读他的《苦雪》《苦雨》等诗篇，均有如临其境的感同身受。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七“试共野人语，深觉农夫苦”，又如《东平路中遇大水》：

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

室居相枕藉，蛙黾声啾啾。

乃怜穴蚁漂，益羡云禽游。

农夫无倚着，野老生殷忧。

这种为农则岁不登，垂钓则心长苦，遇水则稼穑随波澜的苦难，导致农民生活无依靠而沦落为以野菜为生的野人一流。

高适的作品并不是简单停留在对黎庶苦难历程的书写，可贵之处在于他对百姓“曾是力井税，何为无斗储”的现实困境发出的终极追问。黎庶之所以勤劳而无斗储，高适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如山的赋税压迫造成的结果。如：

惆怅悯田农，徘徊伤里闾。

曾是力井税，何为无斗储？

（《苦雨寄房四昆季》）

罢人纷争讼，赋税如山崖。

（《酬裴员外以诗代书》）

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

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

（《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

高适惆怅，伤悲于里闾田农劳动致贫的原因在于“井税”“租税”“赋税”的层层盘剥。所谓“赋税如山崖”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开元盛唐时代民间百姓生活的真相和社会底层百姓痛苦的根源。可以说高适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诗人，是指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李绅“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等讽喻一路的先行者。高适的这类诗歌明显地体现出高适关心民生的立场，他念念不忘的不是如班超一般“投笔从戎，立功异域”的抱负，而是“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的情怀。正是“永愿拯刍荛”的情怀感召着他为官从政，生成了一种浓浓的宓子贱情结。宓子贱是孔子的弟子，春秋时曾为单父宰而为当时及后世所推崇。宓子贱治理单父讲究“琴和人亦闲”的郡县状态，孔子称宓子贱“君子哉若人”。高适“常爱宓子贱”为的是以良政治理基层为从政向往。如《观李九少府翥树宓子贱神祠碑》《登子贱琴堂赋诗三首》《同群公秋登琴台》《宋中十首》等作均为此种情怀之抒发。这些作品或属个人遥思“常爱宓子贱，鸣琴能自亲”，或属携朋游览故地“宓子昔为政，鸣琴登此台”，或以宓公来喻友“吾友吏兹邑，亦尝怀宓公”。可见高适情之所钟正在宓公一辈，诸作表达的是高适对宓子贱为政以德的肯定。明白此，我们就能明白高适在《苦雨寄房四昆季》中何以在发出“曾是力井税，曷为无斗储”的质问之后，转而表达自己“万事切中怀，十年思上书”，其原因就是在当时的环境来看，“上书”是改变此种状况的唯一现实可行的办法，而自己孜孜以求的功名也只是解决此问题的重要途径。

天宝中高适因“宋州刺史张九皋奇之，举有道科中第，调封丘尉”（《新唐书·高适传》）。在封丘尉上，高适有《封丘作》诗曰：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是高适直抒胸臆的表白，是高适为官封丘尉的工作职责与自己内心的良心道德相悖离之痛的极度表达。不久高适即因不堪忍受此折磨而辞掉封丘尉，去长安另谋发展。对此举，有人以为是高适有更高的政治理想，我则以为是封丘尉这一岗位的职能带给高适的内心痛苦已经让诗人不能承受生命之重。這是与他为官崇尚宓子贱的治郡理念相违背的。此诗以“转忆陶潜归去来”作结，有以陶潜为异代知己以求安慰之意。陶潜在唐代的接受史上是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为世所传颂的为其“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的豪言。陶渊明的归隐是其不“违己”求“顺心”的结果，与高适相对恰是“拜迎官长心欲碎”的一面，而高适“鞭挞黎庶令人悲”的一面却为陶渊明所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