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歌行》是唐代诗人高适的代表作，前人评价甚高，赵熙甚至目为“常侍第一大篇”（《唐百家诗选》）。据诗前小序，作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作者之前曾于开元十五年（727）和二十年（732）两度北上蓟门，深入幽燕，对东北边塞军事十分熟悉，写作此诗时又恰是在唐军大败于奚、契丹之后，故虽是和“客”作，却有深刻的时势内涵和个人亲身体验。全诗气势畅达，笔力矫健，悲壮淋漓。除了艺术成就，此诗在文学史上还有着十分重要的典范意义。《燕歌行》全诗如下：

汉家烟尘在东北，

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

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

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

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

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

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

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

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

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

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

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

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

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

至今犹忆李将军。

高适《燕歌行》的典范意义有数端。

其一，此诗突破了乐府旧传统，开启了新声，格调深远。《燕歌行》属于乐府旧题，然到了南北朝，萧子显、萧绎、庾信、王褒等同题诗作中已经有了“黄龙征戍儿”“黄龙戍”“玄菟城”“燕营”“疎勒城”“烽火”“细柳”“行军”“筑营”“讨虏”等字样，有描写征战艰辛、塞北苦寒的内容，与边塞题材进一步接近，然而，南北朝诗人的边关书写，虽然也有南北战事的背景，但实际上与时事联系都不紧密，基本上出于想象，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诗作都是从思妇的角度来着笔的，他们的创作动机在于以男性的想象摹写女性的情怀，带着宫体性质，格调并不是很高。

而高适此作则是专咏某次战事，寄寓了诗人对时局的深切忧虑。十分巧妙的是，燕是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名，辖地在约今北京市以及河北北部、辽宁西南部一带。这里是汉族和北部少数民族接界的地带，秦汉以来经常发生战争，贾至诗所谓“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北制胡”“萧条魏晋为横流，鲜卑窃据朝五州”“隋家昔为天下宰，窮兵黩武征辽海”，正是缘此。在初盛唐，此地亦多有战事，故高诗首句即云“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高适选取这个题目，虽是旧题，形同“因事立题”“即事名篇”，并且用旧题而切合时事，更见文人匠心。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历叙了乐府诗的发展概况后云：

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虽未言及高适，但此诗实开启中唐元白“新乐府”之先声。

其二，高适此诗以“行”诗写时事，亦是开创了一个传统。葛晓音先生说杜甫“开创了以七言‘行’诗反映时事的范例，成为白居易新乐府采用七言歌行体的先导”（《文学遗产》2017年第1期），我们则认为，不妨将高适《燕歌行》视作杜、白居此类诗篇之先声。可从两方面申说，一是高适此作之前，“行”诗的这一主题倾向并不明显。崔湜的《塞垣行》（一作崔融）、《大漠行》（一作胡皓），刘希夷的《将军行》《舂女行》《公子行》，乔知之的《倡女行》，宋之问的《花烛行》等都无明确的时事关联，且很大一部分是五言；李峤的《汾阴行》、孙逖《丹阳行》虽有具体时地，但也只是泛泛怀古讽今，感叹盛衰；王维的《桃源行》是以诗改写《桃花源记》，《老将行》不指涉具体人物，《燕支行》写张说开元十年巡边，可谓开了以“行”诗写时事的先例，但是颂美而非讽刺，与杜甫、白居易这类诗“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白居易《采诗官》）的精神不大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