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离别，我首先想到的是吴文英的词。他曾写《唐多令·惜别》，上半阕说：“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很显然，吴文英在玩拆字游戏，因为“愁”被他上下分开，就成了离别者的“心”上之“秋”。这么解读一下，忽然就让抽象的“愁”有了许多感性内容。

不知道关于离愁别绪，今人与古人的感受是不是沒有差别？且看这几位作者捋出的深意。舒翔发现，离别诗中通常有一个沉默的时刻，这种沉默是叙事的终止，也是抒情的开端。这一论述令人耳目一新。凌子面向当年的留法学生，思考的是他们去国怀乡的特殊意义：“如果说古代科举制度下的学子远赴京师是为了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那么对这群留法俭学生而言，求学则是落空雨夜无觅处，寻得星点返人间。”雷来才在分析林海音的名作《城南旧事》时意识到，人生往往经历多种离别：与童年作别，与故乡道别，此外还有生死相别。正是这种依依惜别周游于小说之中，才让这个作品具有了一种悲音。王菁琢磨那篇被无数次分析过的《背影》，依然发现了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特殊含义：父亲为朱自清买橘子的那个桥段是“厚描”，也是现代性体验之外的一种亲情经验。于是，父亲的“背影”有了一种“光晕”的味道。由此我们便会想到，离别在今天之所以似已变得稀松平常，原因之一应该是现代性体验把那些前现代的离愁别绪冲淡了。

当然，即便是现代性体验，也还是可以入诗入文的。黄遵宪曾写有《今别离》四首，说的就是火车、轮船、电信、照片和时差在离愁别绪中扮演的角色。读这样的诗，再想想“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差别还是蛮大的。因为现代人已被现代科技和“快”武装起来，即便远隔千山万水，只要打个电话，或是视频一下，立马就有了“天涯若比邻”的错觉。既然可以“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那么，伤感岂不也就减弱了许多。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

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

（蔡和森《少年行》）

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蔡和森离开长沙赴北京，坐木船途经洞庭湖时，正逢风雨大作、因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当时他和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创立了新民学会，而他们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已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写信给毛泽东，告诉他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彼时的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纷争不休，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你方唱罢我登台，乱纷纷犹如龙争蛇斗。而像蔡和森这样的少年们为了追求真理，寻找中国未来的出路，顶风冒雨，乘舟远行，踏上了茫茫征程。

从师万里外，访友人文渊

“隆……隆……”在法国的马赛港，1919年5月10日迎来了一艘从黄浦江驶来的巨轮。在船上的旅客中，有89名年轻的中国学生，他们是首批“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此后一直到1920年末，陆陆续续有1600多名中国学生远渡重洋。这群人中最小13岁，最大51岁。其中就包括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赵世炎、李维汉等，他们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离别”对于这群朝气蓬勃的学子而言并不是感时伤逝之事。尽管法国正面经历着一战后的萧条，来法的勤工俭学生们也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但这并未影响他们求学救国的热情。对于留法的勤工俭学生而言，他们很少能真正直接与法国学生一起上课，接触法国的教育体制。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他们在最初经历了与法国现实社会的隔离。于是，硬啃语言、连翻带蒙、读书看报便成了他们理解当地文化，吸收欧洲先进思想的重要渠道。1920年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道：

蒙达尔纪中学的课程内容都很浅显，而我想深入地学习，我不想去教室，喜欢随身带着一本字典和两页报纸……此刻，我完全听不懂法语也不会说法语，但我并没有失去阅读能力。我自己慢慢建立了一种读报纸的学习方法，现在每天可以看懂一个或两个有关各国社会运动的信息，我想把这些信息汇集起来，当作资料，跟你分享。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一大前后（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123）

对于当时像蔡和森这样的留学生而言，他们大多家境普通，来法后生活拮据、条件困难，但“救国”目标使得他们对背井离乡之苦无任何抱怨情绪。“在船上经历了各种疲惫和难受”之后，他们一到巴黎，就开始训练“法语沟通能力和听力”，大量阅读“报纸和杂志”，围绕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深入研究“所有国家资料”。在城市与农村、精英与平民文化、中国与法国之间，这群学子在异国文化的冲击下，延续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自觉寻找着武装中国制度的精神武器。

为这场大规模“离乡”运动努力的，不只有亲身留学的学子们，还有远在大洋的此岸的知识分子。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很快临近巴黎。蔡元培在听到中华民国政府接收日本帝国“对华二十一条”后，愤然悲痛，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决定对工人实行启蒙教育，并在同年6月创立了华法教育会，两个月后开始发行《旅欧杂志》月刊，向中国介绍欧洲事务，以及勤工俭学会的活动和华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