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日记来记录个人历史，也有人用照片记录，而我用衣服。如果人生如戏的话，我最感兴趣的既不是情节，也不是人物，而是服装、道具和灯光舞台。

看张爱玲的《对照记》，不知怎的，只觉得一个女人的一生好像最后只留下有关几件衣服的回忆。当然不只是衣服，还有那件衣服里的自己，以及自己的身体。像余光中的诗里说的，“拥抱你的，是大衣”。

我很怀念古代（所谓“古”，是指九十年前），那时候据说有一种小偷，专偷衣服。他们有一种特技，就是用长竹竿绑个钩子，从别人家的窗子伸进去钩衣服。

“他们偷衣服能干吗呢？”新新人类一定大惑不解。

啊，新新人类哪里会懂，衣服，甚至旧衣服，在那个时代都算一笔资产，值得偷，有资格进当铺，还可以当遗产分赠。

早年，在我屏东的老家，常有少数民族站在矮墙外，用腔调奇特的普通话叫道：“太太，有没有旧衣服，我拿小米跟你换啦！”

弟弟妹妹的衣服后来就都去了三地门。那个时代的衣服像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代代相传，其间当然可能从大衣变短袄，但常伴左右，永不灭绝——我这样说，你大概就会明白我跟衣服之间的感情了。

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到台南参加一个写作营，和孙康宜住在同一间寝室（她那时还是文艺少女，在东海大学读书，现在都已是耶鲁大学的东亚系主任了）。我当时已怀胎三月，人萎萎蔫蔫的，她当然看出来了。不久以后，知道的人就更多了。于是，周围一时布满关爱的眼神。“下了课你到我家来，我有东西给你。”说这话的是谭天钧大夫，她是当时旅美华人中有名的医生，专攻小儿癌症，但那段时间她因陪夫婿而回台湾小住。

我不知道这个名满天下的女医师有什么东西要给我，我们两个人所学的东西相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