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站在我的咨询室门口，牵着他七岁的女儿艾米丽。

“抱歉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简妮。”他说着，瞥了一眼女儿，“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能让艾米丽在候诊室自己玩会儿吗？”他看着我，眼下挂着两个黑眼圈，神色疲惫，“林得了偏头痛，今天早上得卧床休息。艾米丽坚持要和我一起来，我不忍心拒绝。”

满足这种小小的愿望是他为数不多能做到的事，他无法弥补女儿们马上要承受的巨大损失。

“女儿们不知道我的病有多严重，”丹尼尔一周前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样更好，你不觉得吗？”

医生说他的癌症复发了，很严重，可能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但他决定不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们。丹尼尔拥有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九岁，她们是他最骄傲的成就。

艾米丽看着我，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她浑身散发着自信，这代表她有坚韧的品格——在悲剧发生后，这种品格有大用处。

“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艾米丽，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我弯下腰，向她伸出手。她简单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如果需要我们就敲这扇门，好吗？”我指着咨询室的门说，“你爸爸和我会在那儿谈话。”

她点点头。

丹尼爾坐在他的老位子上。他的生命力在逐渐流失，头发掉光了，脸色愈加苍白。他穿了一件宽松的运动服，试图让自己越来越瘦削的身体看起来不那么单薄。

“我的妻子和岳父岳母都指望我能好起来。我一说病逝的事，他们就告诉我不要那么消极。他们不想谈论死亡，认为谈论死亡就会让死亡成真。我当然想活下去，但这已经不可能了，不是吗？”丹尼尔凝视着我。我慢慢地吸了口气。

死亡就坐在丹尼尔身边的沙发上，丹尼尔需要我尊重他直面真相的能力。没有尊重，人就失去了尊严。

我慢慢呼出一口气：“是的，看起来你撑不了太久了，丹尼尔。”

丹尼尔的声音很急：“如果我真的要死了，那么我希望林和孩子们能尽量轻松地挺过去。”他一圈又一圈地转着婚戒。

“丹尼尔，我可以帮你为赴死做好准备，但不是让你对意外的好运失去希望。”

丹尼尔放松下来，眼里满是宽慰的泪水。“我只知道假装自己不会死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说。

人们总会渐渐明白，死亡避无可避。作为一名专业的医护人员，就算没有被邀请参与讨论，我也有职责引导人们认识到死亡将近的事实。我见过很多人来不及说再见就走了，这往往会给还在世的人留下无法化解的遗憾。

“让我们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开始吧，”我说，“你想过你会在哪里离开吗？”

“我无法想象如果我死在家里，死在我们的床上，林和孩子们该怎么挺过去。她们以后会感到恐惧吗？”他问。

“死亡的记忆并不总是可怕的，它也可以很温柔。人们常会谈起病人在家中离世带来的安慰。”我说。

丹尼尔的表情更柔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