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90年代初，电话还没有普及。那时人们打每一通电话，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每天攒一两句想说的话，攒够一个月，挑一个手头阔绰的下午，去小卖铺或者有电话的朋友家，赶集似的掐着点儿在59秒内把重点讲完。

直到现在，我还时常记起爸爸给远在老家的奶奶打电话时的样子，他们总是讲着雷同的话题：“在外很好，不用牵挂。”“发工资了，给您邮生活费。”“家里的稻谷，长得好吗？”

“家里的稻谷，长得好吗？”或许，这就是一个远在他乡的游子，对母亲诉说思念的一种方式。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和奶奶从未说过煽情的话。那个年代的人，似乎天生不懂得抒情，他们的话题永远局限在事务性的汇报上：发工资了没，发了多少；给家里邮钱没，邮了多少……更何况，奶奶并不是一个擅于表达的人。一个中年丧夫的女人，独自抚养4个幼子，生活早就把她的情感磨得粗粝，哪儿还有那么多精力来表达爱。她最在乎的，是怎样让她的孩子们活下去。

孩子们为了讨生活，早早地出远门打工。岁月的严苛，同样赋予他们一张不苟言笑的脸。从小到大，我都畏惧爸爸——他永远对我有着极高的要求。别的孩子还穿着开裆裤踢毽子，我就被他拎到房间，抄写一页页密密麻麻的生字。直到抄得手腕都酸了，才勉强得到爸爸的肯定：“今天还不错。”随即他挥了挥那双满是老茧和倒刺的手，说：“别怪爸爸心狠，你若现在不努力，以后多的是苦吃……”

那时我还太小，既不明白那句“家里的稻谷，长得好吗”，也不明白这句“别怪爸爸心狠”。人生在世的不得已，以及世间最深厚的父女之情，我通通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