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俗物，皆有雅称。孔方兄，就是铜钱的雅称。我的青少年时期，曾与孔方兄有过一段不深不浅的交往。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肇始，百业初兴，集邮、集币曾经热闹非凡。彼时，我一个中学生都觉得：若不躬逢其盛，那就是在辜负韶华、光阴虚掷！厕身其中，淘其宝，探其源，居其奇，方显得自己有文化、有品位。

作为我国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里唯一的“二百铜钱富翁”，咱也自命不凡了一阵子：遇到街坊四邻屁都不懂的小孩儿，就像那些社会名流一样，下巴上扬，嘴角下撇，眼皮斜视，腆胸叠肚儿，视芸芸如草芥，假装自己特有学问的那种。若是碰上个懵懂的小兄弟，仰着脸用清澈的大眼睛，崇拜地看我一会儿，那“满满的正能量”，搁谁也得飘飘欲仙！我当时想，怪不得谁都愿意居高临下受人瞩目呢，这感觉，搂，都搂不住。

没献成的“国宝”

那段时间，家里的柜子、抽屉、针线笸箩……常开着门儿、敞着口儿，凡是能集纳物件儿的地方，几乎都被我篦过数遍。老辈儿上留下来的铜钱，还真淘出来一大把。其中一枚“宽永通宝”，我认定它极有可能是枚不世绝品。倒不是它的品相特殊，那只是一枚楷书铜制钱，比清钱略薄。古币的断代其实很简单，看年号即可。当然其珍稀程度，要看存世量的大小和品相的成色，物以稀为贵，古币亦然。当时没有电脑或者手机查询，查年号只能翻《现代汉语辞典》附录里的“我国历代纪元表”。奇怪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多少遍，竟然没有找到“宽永”的年号！

这一下子吊起了我的胃口。隔了没几天，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的“古币收藏”栏目，读到了一篇短文，大意是说，1970年左右，北京房山的一个废品收购站，在废品堆里发现了一枚九叠篆的“皇宋通宝”，是海内孤品，当时就价值10万元人民币。我忽然意识到，那枚“宽永通宝”，大概率也是一件国宝！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作为一名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团组织的初二学生，理所当然应该把它献给国家，让全体人民共同拥有。

怎么献呢？献到哪儿呢？通过老师或学校上交吧，我不大放心：一来不放心他们准能上交；二来担心他们抢了我的功劳。再说，万一这要不是国宝，传出去还不被全班同学笑死？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放学的路上，看见2路车站，我一下子有了主意：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啊！上个学期，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参观过。求人不若求己，干脆，自己把“国宝”送进历史博物馆，那才是最稳当最踏实的。

暑假一放，找个光天化日的中午，怀揣着那枚“国宝”，我上了胡同西口的2路公共汽车，直奔天安门。一路上小心谨慎，“国宝”要是有个闪失，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还得了！手在兜里攥着“国宝”，潮乎乎的，都是热汗。

下了车，一摸，硬硬的还在。赶紧过长安街，买票进了历史博物馆。高大的博物馆里凉爽无比，我的心情也跟着冷静了一些。先去古币展区核对，万一找到了相同的呢，也不白跑一趟。结果，转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同样的一枚！

这时候，我长出了一口气：看来国家确实缺少这一枚！咱来对了！

我压抑住内心的喜悦，凑过去向展区的工作人员请教。人家很客气，直接把我领到了四楼的办公区。敲开东侧办公室的一扇木门，一位中年女同志接待了我。我表情平静地说明了原委。这位阿姨接过“国宝”看了一眼说：“同学，你这是日本钱，中国年号上是没有。”

啊？日本钱！我脸上也装不出平静了。

“那这是什么年代的？”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国一直都用这个。流入中国的外国钱币，数这个最多。”

当时，我像只泄了气的皮球。曾经的豪情万丈，嗖的一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