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一生是政治的一生。他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庙堂里诞生的抒情者。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没有走入逆境，很可能成为类似西方的那种“桂冠诗人”，咏庙堂之趣，歌庙堂之德，而且不乏宏大、绝美和华丽。他将领受一切王权所能赋予的光荣和恩惠，获得崇高的世俗地位。以他的资质、能力和身份，完全配得上那顶桂冠。

然而屈原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是一个政治失意者，一个被排挤和倾轧的庙堂忠臣，进而成为一个被流放者。史书记载，他经历了至少两次流放，一次比一次悲苦，一次比一次不堪，最后穷途末路，一死了之。

这一切的根源颇为复杂，有政见之争，有个人恩怨，还有其他种种难言之处，但政见分歧可能是一个关键。楚国朝廷内部虽然纷争繁复，却有一个基本而重要的选项，将朝臣分成两大派别：亲秦派与亲齐派。秦国与齐国构成了一西一东两大力量，一个是军事强国，一个是经济强国，有着不同的文化结构和生活指向。在七雄竞逐的政治版图上，领土阔大的楚国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倒向和倾斜于某一方，后果将是致命的。

诸侯割据、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催生了一大批“合纵连横”的摇唇鼓舌者，即所谓的“纵横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为张仪和苏秦。这些巧舌如簧之徒走马灯似的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使整个社会局面更加动荡。从一段段奇妙的历史记载中，我们便能感受到那是个充满戏剧性的特殊时代，那些记录简直不像真实的历史，而更像一出演义，像埋下伏笔的戏剧设计，像一支挂在墙上必要打响的枪，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中所规定的格局：既惊心动魄又过于巧设。

可真实的历史确是如此，张仪和苏秦之辈屡屡得手，他们以一人之力搅动天下，无论是秦国、齐国，还是其他五个大国，无论多么神圣庄重的盟约，多么足智多谋的臣僚，多么威赫的文武班底，竟然都难敌一人口舌之力。这些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未来，并且直到几千年之后的现代社会，都要承受这段历史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