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诗歌写作更接近肉身和灵魂——我说的是同时接近，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离肉身远，写作无有趣味，缺少生气；离灵魂远，则文本不够高级，缺少意义。所以，我所着迷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理性与感性的纠缠一体，是思想与无意识的互相进入，是它们不分彼此的如胶似漆。

这样说有言不及义之感，并非要占据什么观念的高地，也不纯然是一种逻辑和理论的设计，而是写作中的真实感受。多年从事研究与批评工作的职业病，曾使我过于迷恋文本中的观念载量，但后来发现，往往是因为过于清晰和自觉的观念诉求，而使写作变得呆板，甚至产生了意义的自我抑制与自我抵消；而偶然可以放松和“不追求意义”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点不期而遇的神来之笔，让句子有点意思。

显然，意义的减载和意趣的增加，两者之间的某种辩证关系，可能构成了某种写作的奥秘。这是感性与无意识被解放之后的意外之喜。我用了很多年才意识到这一点，但还只是意识到而已，还没有很好地实现解放，而只是偶尔会有一点点临界的体会。

这构成了当代诗歌，或者诗歌的当代性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同时强调“有意义”和“有意思”——甚至后者的权重要超过前者。“有意思”是趣味性的东西，纯然诉诸于直觉印象、错觉反应、难以解说的无意识经验与活动，它是意趣的难以言传，与灵犀的不可言喻，它有时可能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性“意义”，但却令人忍俊不禁，叫人怦然心动，让人感到萦绕于心，挥斥难去。

其实，唐宋诗歌中已经大量写到无意识的东西，或者具有无意识支持的日常经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的《游山西村》中明显具有这样的意味。孟浩然的《宿建德江》中“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亦庶几近之。刘长卿《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诗：“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大约也有这样的意思。“禅意”与“言说”之间有一个近似与德里达所说的“延异”，言近意远，言不及义，“说时迟，那时快”之类，均是说“言与意”之间的不同步或不匹配。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甚至连主体也是悬置的，这人语只是声音，而并无意义。

但这些或许有强加于人的意思，用无意识来解释，不一定周全，很多东西有我们现代的投射与理解。至宋代，诗歌偏离了唐人的情志，渐渐注重说理，未免枯燥。不过宋人亦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在“理”字上再加一个“趣”字，有了“理趣”，事情就好得多。用宋人包恢的说法，“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这种境界谓之“状理则理趣浑然”（《答曾子华论诗》）。这样说还是有含糊其辞之嫌，给一个现代的解释，其实就是将枯燥的议理与无意识的经验加以结合，便会有令人豁然开朗之境。这方面，苏东坡做得最好，他总能够将说理化于无形，将摸不清楚的道理化为“直觉之物”。“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