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巨飞：在你的诗歌、随笔和文论中多见两个地名：孔城和黑池坝。它们对你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陈先发：安徽桐城的孔城镇，是我的家乡和长成之地。小镇史很有意思，始于兵气，它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吴将吕蒙的屯兵拓荒；成于文气，明末清初的哲人方以智、因著《南山集》而陷入“文字狱”的戴名世，一直到当代的朱光潜，滋育着小镇周边的绵长文脉。清代散文家刘开的故居，和我家的老宅子隔河相望，不过几十米远。我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处女作，是19岁时写的短诗《与清风书》，劈头就是“我想活在一个儒侠并举的中国”，“儒侠并举”这个词是我生造的，回头想想，冥冥之中它正好呼应了小镇史的两种气息。黑池坝，是我在合肥蜗居其侧19年的一座小湖，我的随笔总集以此为名。上世纪90年代初，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晚在湖边散步时，将所遇所触所思的碎片记下来，辑成《黑池坝笔记》系列。这是一本百无顾忌之书，没有文体的焦虑，也没有必须达成的目标，目击之处，耳闻之声，心动之时，皆成文字，也不费雕琢，是一本“游思录”。这个系列一直持续了下来，至今蓄积的容量已有500多万字了。

对我的写作而言，孔城和黑池坝这两个“点”，要唤醒的，当然是精神结构中诸多的“面”。简单地拆解一下，这两个点，首先是地理意义上的。自然世界和地理构造对一个诗人的种种启示、生发、教诲，终生不会断绝。抬眼即见虬松古寺，与久居在垂柳下长堤边，心灵所受的哺育自会不同。这一层似乎于我尤为要紧，没有孔城河上翻涌的泡沫，就没有长诗《写碑之心》；没有黑池坝边的丛林层叠，就没有短诗《丹青见》。其次是生理、物理意义上的。人，其实只是自身的一个瞬间，短暂肉身的寄生时段。个人史中所遭遇的一切，必然地要化作语言资源。在我诗中，成长所遇见的诸多面孔，比如乡村教师、小镇屠户、裁缝渔夫、篾匠僧侣等等，都曾反复登场。再次，是心理，甚至是病理意义上的。现实事件的种种投射，日常生计的各类悲喜剧，各眼见各花的人性片断，在心理这座熔炉中都会被熔铸、淬火、再造。这个过程藏有多少神秘与隐喻呢？诗歌，有时恰是一个人自我救治失败的产物。最后一层，是语言创造力和精神呈现这个意义上的。一个好的写作者，一定会形成一具独特、清晰、难以被复制的“精神面相”。这个面相的相框，往往要依赖一个个既具体又扎得深的钉眼才能挂得牢。正像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对写作者而言，这个“点”，既是竹林也是监狱，是精神与人格力量的再生之地。这个“点”在现实中的清晰度，也提示了个人化写作的合法性。当然，我讲的这几种意义的层面，不是一个桌面上各自滚动的几粒豆子，而往往是一种混生合成的气氛，是一种同气共生的活体。“点”和“面”，也并非是分离和割裂的。对我来说，艰深的十方世界，如果不建立在这些最基础、最简白的原点上，它一定是不可信的。

陈巨飞：从第一部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1994）到《前世》（2005），再到《写碑之心》（2011）和《九章》（2017），你好像经历了多次跃变。你在这种持续中遇到了哪些困境？又是如何突围的？

陈先发：单就我的感受，写作中确切的困境，往往是具体和微小的，但你别忘了，此“小”中别有洞天。困境可以发生在一句诗、几处断行甚至只是几个词的排列组合中。这要看彼时彼地的情况，要看困难之症状——我写过一首短诗，题目就叫《以病为师》。有清醒的困境意识，有某种枯竭感，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件好事。在这里，先撇开文学的价值观不谈——我见过的最糟糕的文学论战，大多集中在这块领域。易经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实践层面，我们更该讲求的，是“道器不二”。困于道的，要么是大师巨哲，要么就是神棍和骗子；困于器的，多是些诚实的写作匠人。有时，技艺层面的进境，哪怕是小的变革与转化，也会令写作的局面焕然一新。每当面对困局，我觉得自己最擅长的，也就是这两个字：等待！在日日不辍的书写之中，等待变机。在面壁与破壁之间，达摩尚需漫长的十年，我们没有一种不可磨灭的耐心怎么行？

我想了一下你講到的“突围”，它确实不曾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甚至觉得这个词只能用于渲染某种氛围，事实上，它包含了一种对写作的误会，是一味致幻剂。我大概也产生过此类的幻觉并为之欣喜过，但如今我确信它是有害的。在写作进程中，一切自我怜悯、自我沉溺，都应当被剔除。成熟的写作者，大致都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吧。你刚提到的几本诗集，每一本中，都有败笔，都有欲删之而后快的下乘之作，但每一本中也都有我挣扎过、自觉值得铭记的一些痕迹。在这几本书的时间轴上，我走过的路，没有一步是可以省略的。我感受到渐变的力量而从不迷信顿悟，所以，在我身上不存在一步可以跨越一大截路的所谓“跃变”。

陈巨飞：在很多评论家看来，你的诗句所裹挟的穿透力，以及风格的超强辨识度，都与你对语言的孜孜求索息息相关。你的长诗和短诗各具特色。和朋友交流时，有人谈及青年读者更喜欢你的短诗作品，特别是《养鹤问题》（2012），甚至可以说这首诗蕴含着当代诗歌的某种尺度，你在什么状态下写出这首诗的？

陈先发：讨论“一首诗何以发生”，远比讨论“诗何以发生”要困难得多。写一首诗，需要形成某种内在的凝视，需要凝成与这首诗中语调相匹配的氛围。是什么，在那一刻的内心剧烈地发生过？这往往难以回溯。譬如，气球在爆炸多年之后，再去追究刺破它的那根针尖及其来路，是个显见的难题。当然，我们也可以靠想象力来填补某类空白，虚构出某种合理性的情境来阐释诗的形成，来说服自己，但这显然又是不忠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