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国家羸弱，社稷风雨飘摇，救国乃眼下急务。仁人志士慷慨激昂、舍生忘死，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

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国人有感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待付诸实施，便成为了洋务派；有提倡“教育救国”者，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一批公立、私立学校纷纷成立；有提倡“军事救国”者，蔡锷便领导发起了“护国运动”；有提倡“牺牲救国”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山西便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山河破碎，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社会乱象更甚，此时各类救国口号又起。主张“国学救国”“艺术救国”者，不乏其人。上海的王一亭出面组织画家“艺术救国”，卖画筹款，支援前线。上海电影界则提出了“猛醒救国”的主张，要求电影界以笔与银幕为武器，救亡图存。1948年10月9日，《民报》记者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采访85岁的黄宾虹先生时，黄先生说道：“世人只知艺术是一种陶冶性情的东西，其实不然。艺术不但可以陶冶性情，也可以重整社会道德，挽救民族危亡，这在历史上已不乏先例。我们应该知道，历史上凡世乱道衰之际，正是艺术努力救治的机会。世界民族的生命最长者，莫过于我中华，其所以能屹立于世，垂数千年而不致衰退灭亡者，其所表现的事实，就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