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研究经久不衰，从吴晗的《朱元璋传》《明朝简史》到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明朝300多年间17位皇帝和王公权贵、文武大臣以及小人物们的命运故事，被反复讲述、评说。“明代缘何衰亡”的问题，同样被不少人提出并讨论。有人找到的答案是吏治腐败，有人找到的答案是皇帝无能、宦官专权，如此等等。著有《明朝一哥王阳明》《晚清之变》的历史作家吕峥在其新作《怪圈：政治周期与明末困局》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被异化的文官群体

廉政瞭望·官察室：《怪圈：政治周期与明末困局》这本书用了大量笔墨来写明末的文人群像，比如王艮、李贽、徐渭等人，还有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他们大部分也都是官员，但有的人言行称得上“离经叛道”。您觉得是什么“制造”了这些文官，他们又在明末的社会变革中起到了什么样的催化作用？

吕峥：“天理”和“人欲”的大辩论，影响了整个晚明的社会思潮，我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明朝为什么走到了穷途末路。我们知道，李贽是福建泉州人。从唐代起，泉州就是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进入明朝后，泉州虽然因为海禁告别了“风帆遮天蔽日，货物堆积如山”的盛景，但由于走私的存在，它依然是亚洲商贸的重要枢纽。而李贽，从小在这座被多元文化和商业文化浸染的海边城市长大，势必缺乏对儒学应有的尊重。

早在12岁那年，李贽就以一篇《老农老圃论》挖苦视种田人为“小人”的孔子，长大后更是宣称“六经”不过是史官与臣子的溢美之词与阿谀奉承。李贽的痛苦在于他是一个纯粹的人，纯粹到把科举和做官完全当成谋生手段，从不夸夸其谈。而事实上，一旦你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口号剥离开来，就会发现八股取士非常可笑，用李贽的话说便是“只要背上三五百篇范文，在考场上审对题目默写一篇，保准高中”。

廉政瞭望·官察室：这也说明当时的社会思潮，已经允许如李贽这样离经叛道的官员了。

吕峥：是的。李贽的说法并不新鲜。那些培养了一茬又一茬金榜题名者的时文大师，也就是类似如今公考培训市场上的金牌讲师，大多都是屡考不中的科场败将，被舆论讥说“安（‘鸡犬升天’的主人公刘安）之鸡犬皆得升天，而安反久滞于地上”。科举成了笑话，“考编”只为糊口——有了这种认知，中举后的李贽觉得继续冲击进士成本太高，不如直接上班，结果在学历歧视严重的官场长期蹭蹬于基层，苦干20年才奋斗成云南姚安府的知府。

很多人到了这一步，会有补偿心理，大捞特捞，李贽却没有被官场异化，而是因地制宜，无为而治，推行“尚宽大，务简易，循自然”的政策，把少数民族聚集区治理得井井有条。

明代官俸不高，李贽又拒绝贪腐，可以想象他的生活会有多苦。而这种苦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们渴望思想解放、行动自由，跟官场规矩和人伦都相悖。李贽一辈子都在反对虚伪，呼吁大家做一个真实的人。他们对晚明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不过物极必反，就像才华横溢的屠隆太强调自己的个性，被万历皇帝免官，落得个众叛亲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