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将“文学”或者“文学写作”视为反制西方“罗格斯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的重要向度，在此，他们不再将“文学写作”视为“再现”或者“复制”的手段，而将其作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的“解神话”（démystification）①运作和从旁探究个体生存可能性的主要实践，德里达、布朗肖、乔治·巴特耶以及罗兰·巴尔特等人对此都做过相关的理论探讨。在对写作的解放中，“主体”被淹没在后现代理论家们的语言游戏里，但正如加里·古廷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一书中所说：“法国二十世纪整整一个世纪，对作为具体的、活的现实的个人自由的关注比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②当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宣布以话语功能取代写作主体的同时，罗兰·巴尔特却在理论构建中反复提及绝对自由的“写作个体”，对巴尔特来说，这一“写作个体”是变动不居、不可锚定的，但也是无法取消的，这是贯穿了巴尔特理论生产的“中性写作”的要点，也是其中性思想的关键。

一般认为，巴尔特的“中性”思想萌芽于直陈式的零度写作，在语言形式层面，巴尔特将其界定为对语言系统内部对立两项进行双项拒斥后的产物，而到了晚期法兰西讲座时期，“中性”思想在吸收了东方禅道美学思想后又发展为一种“中性”的生存伦理。现阶段国内学者对于巴尔特中性思想的研究也多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然而，在《中性》一书中，巴尔特说：“中性：我常常有个梦，在梦里我决心终有一天将所有外在之物清除……手边只保留最低限度的物件：什么都只留一份（钢笔一杆，铅筆一支）。”③由此可见，巴尔特将“写作”视为一种至关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生存实践，在中性思想的理论版图中，一切都可以精简，唯独不能去除的是“写作”。然而，国内学者对于巴尔特“中性写作”理论的研究，一方面仅仅局限于早期等同于“零度写作”的“中性写作”，而未看到随着其理论的发展，“中性写作”这一观念本身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忽略了巴尔特通过“中性写作”的提出与实践，进而对一种大制不割，无知识、无争斗的乌托邦空间的诉求。因此，“中性写作”具有怎样的发展变化，其核心要义是什么，通过“中性写作”，巴尔特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理想生存空间，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从“零度写作”到“感性写作”：“中性写作”作为个体生存的核心问题

当布朗肖通过“中性写作”表明了“书写”对于被指涉物和主体自我的双重消解，从而确立了本质孤独的个体的时候，同时期的罗兰·巴尔特却通过“中性写作”发展出了独属于写作个体的绝对自由，将“中性写作”构筑为个体生存实践的核心，从而构建出了与布朗肖被动的“孤独个体”相区别的一个象征着自由的生存空间。

巴尔特对中性写作问题的思考贯穿了他从早期到晚期的理论发展。早在1944年，巴尔特就在《关于〈局外人〉风格的思考》中将加缪的写作视为一种中性写作的代表，而到了1953年，他在《写作的零度》中进一步阐述了“中性写作”或“零度写作”的问题。巴尔特认为，所谓的零度写作是不参与任何立场选择和判断的直陈式写作，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对19世纪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写作的反抗④，这一写作方式既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立场、破除资产阶级写作意指神话，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作家的写作自由问题。但为很多研究者所忽略的是，在《写作的零度》中，巴尔特将“写作”置于“语言”和“风格”之间的做法，如果说风格代表了写作主体的身体感知和生命经验，那么写作行为就是通过“语言”将这一风格形式化的主要途径。巴尔特的这一理论设想区别于他早期通过加缪提出的“无风格”写作，预示了巴尔特后期结构主义转向后对“中性写作”的重新思考。

在《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一书中，巴尔特毫不客气地将自己在索绪尔语言学影响下的理论创作称为“结构主义时髦”，此时的巴尔特如大梦初醒一般地自述道：“像是闹剧、像是此处的滑稽漫画一样重新回到了我的文本。”⑤巴尔特对文本的解构成为他中后期理论的标志，然而我认为，隐藏在这一“文本游戏”背后的是巴尔特将“写作”视为个体生存的核心问题。在这一文本中，巴尔特用一张表格概括了自己此前的理论创作历程，而位于开端的即是在括号内部隐隐出现的：“（纪德）、（很想写作）。”⑥由此表明了此时巴特内心对于回到写作的渴望，巴尔特这一诉求同样出现在《作者之死》中，这篇文章宣布了作者死亡的同时，也宣布了写作的开始。而巴尔特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的关注转向对本维尼斯特话语符号学的肯定也可被视为其“中性写作”的理论预备。

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的“结构主义之争：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 of Man）”的会议上，巴尔特发表了题为《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To write：An Instransitive Verb）⑦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将“写作”与本维尼斯特的话语语言学结合起来，从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语言的人称（person）、语言的瞬时性（temporality）以及配位（Diathesis）、语态（voice）入手，认为“书写”（écrire）作为核心动词是现代写作的主要问题，写作者不应被视为置于作品背后隐而不显的人物，而是应当从“写作”行为本身入手，探究“写作者”通过“写作”对自己生存实践的表征，即写作主体始终在他的写作行为中不断生成。在此，真正的“写作者”指向的就不再是“写了什么”的那个人，而是“正在写作”的那个人。而在《我为什么喜爱本维尼斯特》中，巴尔特进一步将本维尼斯特视为“中性的语言学家”，通过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巴尔特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写作中，语言的主语和话语的发出主体如何能够有效统一；二是通过话语确证了写作行为当下的实在性。对于巴尔特来说，主体是时时变动不可锚定的，而文本的边界也是敞开的，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要生产出什么样的作品，而就在写作这一行为本身，换句话说，作家之所以是作家，就在于“正在写作”这一事实本身，而不是他对某部作品的所有权。巴尔特用“写作者”替换了作家的概念，也正因如此，作家和读者的身份破除了时空区隔，共同回到了“写作”这一层面，并且通过以“欲望”为核心的“身体写作”交汇成一个由多重“写作行为”构建起的、众声喧哗的写作场域，巴尔特对这一理论的成功实践即是后来被称为其结构主义转向的代表文本：《S/Z》。在这一文本中，巴尔特以不断召唤写作欲望的“象征符码”为核心，将以欲望冲动为核心的“写作”（écriture）同恪守着古典文献传统、将读者和写作者严格区分的“誊写”（écrivain）相区别，同时以一种近乎暴力的写作手段，将被解构的文本《萨拉辛》中内含的以性别对立为核心的二元结构摧毁掉，从而使一切写作行为从二元对立的“意指神话”中摆脱出来，仅仅成为能指的游戏⑧，在此，“写作”指向的就只是“写作”本身，写作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也成为不可被锚定的生成的个体。

阿甘本在《身体的用处》（The Use of Bodies）⑨一文中尝试构建出了一种“风格的本体论”，在他看来，生命形式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存论问题，与其紧密勾连的是创造的“涌现方式”，在此，存在者的“生命”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赤裸的生命（zoè），而同时是一种赤裸生命和“品质生活（bios）”的综合，因此，我们无法将存在的实体还原为赤裸生命来讨论，而应当在与其生命活动息息相关的细枝末节和政治规划中来讨论存在问题。那么，在这一视角下，巴尔特以“身体欲望”为核心的“写作实践”其实代表了他对主体本真生存的关注，并且“写作主体”作为“纯粹生命”和“品质生活”的综合就通过以“欲望”为核心的写作行为凸显了出来，换句话说，“写作”就成为写作者生命形式的不断涌现的过程，就等同于写作者的生存活动本身，而这一写作者不仅仅包括了对文本的创造，还包括了“读者”对文本的再创造。巴尔特将“写作”视为个体生存的核心的设想在晚期法兰西讲座中得到了进一步讨论，但此时，他显然慢慢褪去了其中的“欲望”诉求和“暴力”色彩，而将目光转向了以“感性”（pathos）为核心的中性写作，这一写作能够捕捉一切生命中的细微波动，甚至构建出了一种理想的个体生存空间。

巴尔特在中性这门课程一开始就表明，这门课程存在的原因是源于对于中性的欲望，是一种“pathos”。Pathos（πáθο ）原意是指悲伤、怜悯等情绪，是古希腊修辞术语之一，朱光潜在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中将其译为“情致”，除此之外，我国学者也将其译为“激情”“情绪”“性情”“悲悯”等含义。虽然关于这一词的翻译纷繁复杂，且有不同侧重，但大致来说，都与主体情绪带来的强烈感知有关。在关于“pathos”的讨论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多亚学派，该学派将其视为人无度的非理性冲动，与人的情欲相关，通过对人的这一情感体验的摒弃，斯多亚学派提倡一种免除“pathos”的状态，即“apatheia”。除此以外，西塞罗在《论至善和至惡》中认为，“pathos”虽然代表了人正常的情绪，但这个词也与人处于某一情绪下的身体感受有关，与自然力量引发的人的正常情绪不同，“pathos”则来自于人的空想，因此，“pathos”应该被视为具有完善理性的人所杜绝的东西，代表着一种应当被智慧的人所摒弃的不正当情感。与上述对“pathos”的阐释不同的是，黑格尔赋予了其积极正面的含义。黑格尔认为，该词的核心含义是活跃在人心中，使人的心情在最深刻处受到感动的普遍力量，包含了“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基本内容，蕴含道德的力量。而文艺作品里所蕴含的“pathos”之所以能打动人、使人流泪，正是源于这种感动人心的普遍力量，而能表现“pathos”的个人心灵则是一个完满、成熟的心灵。这些对“pathos”这一词的态度虽然有很大差异，但具体来说，这些讨论都指向了该词的一个根本特征：人所独有的对外在事物强烈的感知，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身体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