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读到张光昕的批评，是在2013年秋天。我在网上搜集与诗人杨键相关的批评文献时，偶然在博客上发现了一篇《苦山水与千高原——〈哭庙〉读案》（简称《苦山水与千高原》）、署名“张光昕”的文章。一种久违的阅读快感袭来，仿佛文章中倾吐的“苦水”经过文体、修辞和语境的转换，变成了对读者来说的奇异享受。让我惊讶的，不只是这篇文章体现出的文本解读的才华和敏感，甚至也不只是其文体、笔法的奇特（它的开头更像一篇小说）和进行理论嫁接时的狂野想象力（将杨键的“苦山水”与德勒兹&加塔利的“千高原”连接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它将杨键诗作移植到批评者自身的当下生活现实中，移植到阅读时正在居住和经过的那些充满烟火气息的胡同、巷陌、人群和站台之间，用自己的亲身经验与文本—作者的经验形成共情、相互交换处境并“赠予内心图像”。如光昕在文中所说：“阅读的过程，也是我与杨键相互吐露苦水的过程，也是我们相互赠送内心图像的过程，我要带着这本废墟之书重返地面。”①这是一种“批评意识”的显现，它与乔治·布莱的如下段落形成了契合、映照：

阅读行为（这是一切真正的批评思维的归宿）意味着两个意识的结合，即读者的意识和作者的意识的结合。……（真正的批评家）他们都力图再次亲身地体验和思考别人已经体验过的经验和思考过的观念。②

在乔治·布莱笔下的斯达尔夫人、波德莱尔那里，“批评总是显示出它与分析对象之间的内在的同一，既没有虚伪，也没有保留，它成为它所意识到的那些人的兄弟、同类”③。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参与：“对于客观作品的外在判断被一种参与——参与这部作品所披露和傳达的纯主观的运动——所取代，这种参与并不是在作品中被淹没，而是作品在作品之外的重新开始。某种额外的东西出现了，这种东西若没有批评家的介入也许不会被察觉，它之被察觉，只是因为远处有批评家的回声。”④现在想来，我初次读到《苦山水与千高原》时的惊艳感，除了其文体形式带来的快感之外，还因为其中有我真正关心的东西：一种将文本重新带回到世界和生活中的努力，一种试图让文本“显露内在心迹”的渴望。正是这种努力和渴望，使得批评不再只是旁观性的分析和评判，而是成为自我回忆和自我探索的一部分——在《苦山水与千高原》中，是杨键诗作中的哀悼与回忆变成了批评者自身的哀悼与回忆。

2013年12月，因为共同参与李森诗集《屋宇》研讨会的机缘，我在云南腾冲见到了张光昕。他的与会文章为《缪斯四姐妹——李森诗歌的话语类型勘探》（简称《缪斯四姐妹》）⑤。在会议论文集中，这也是最为独特的一篇奇文：它从拉康的话语理论出发，将李森诗歌中出现的四种话语类型（“创世纪话语”“荷马话语”“但丁话语”“荷尔德林话语”）进行了精神分析，认为它们构成了李森诗歌中呼唤“缪斯妹妹”的四种方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将拉康的理论模型完整、恰当地运用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细读批评之中，它构成了一种方法论的演示：这一方法其实也可以运用于对海子等当代诗人的分析之中，因为许多诗人的作品中都包含着类似的“分裂主体”的想象（如海子诗中的“十个海子”）。《缪斯四姐妹》一文展示了光昕将当代理论恰当“配置”到诗歌批评之中的能力：如果说《苦山水与千高原》对杨键诗作与德勒兹理论的嫁接仍然略显生硬，那么《缪斯四姐妹》在理论模型和诗歌文本的契合方面做得几乎看不到接缝的存在。这是批评者的概念图式与文本中的意识经验发生高度匹配并趋于融合时的迹象。它要求批评者具有某种外科手术般的精准目力和高超技巧。在这次会议上，我也了解到光昕原来是敬文东先生的高足——难怪他的文体、语式、批评角度和引文嵌入方式都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和之感。这次见面之后，更进一步的阅读让我再次确认了我的判断：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张光昕是最能体现出“批评意识”的内在深度和综合性的诗歌批评家之一。

二

乔治·布莱所说的“批评意识”，作为读者意识与作者意识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让出位置”的阅读方式。它并不将作品当成分析对象，而是当成拥有生命和意识的“另一个主体”并认同它，使“作品在我身上体验着自己”甚至替代“我”的意识。这样的“批评意识”具有自身的变异空间和各种风格、类型的丰富性（如巴什拉、布朗肖和让·里夏尔这几位批评家就很不相同）。从批评谱系来说，布莱谈到的这些批评家大多属于广义的“现象学批评”阵营，它特别注重对文本中包含的“主体”意识经验的直观和描述。“现象学批评”可以看作是一种高阶的“心理学批评”（用具有先验意味的意识分析，取代了大多数“心理学批评”中的经验心理学观察）。但是，对今天的批评现场来说，“现象学批评”在方法论上已经不够充分了。单纯的“认同”或“读者意识与作者意识的融合”，并不能成为“批评意识”的全部：“文本”的语言形式无法完全还原为“主体”意识经验的产物，而是有着相对独立的内在诗学逻辑；“文本”和“作者”相对于“我”而言的他者性，也不可能完全消融在“认同”之中，批评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他者性”；同时，“文本”中可能包含着某些症候，显示出深层的精神分裂和自欺，并与文本外部的历史情势和社会世界的结构性状况紧密相关，因而需要得到批判性的清理和对待。这就要求在“现象学批评”之外，同时引入“形式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历史学批评”“社会学批评”等方法和视角。今天的批评家必须具有更广阔的精神视野和更多元的诗学视点，他/她必须进行一种方法论的综合，从个体问题意识的切口进入文本，透过多重视角去理解文本及文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