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昕本科阶段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按照这个专业的运行逻辑，他本该进入更费机心、更有前途的行业，而不是到高等学府先当青椒，再当老牛，干起了和文学有关的舌耕买卖。据他回忆，大二第二学期（时在2004年春），他的政治学专业的某位同学选修了一门名叫“新诗研究”的全校公选课。临上第一次课时，这位同学突然去不了课堂，就请一贯乐于助人的张光昕同学——何况他还是班长——前往“新诗研究”课堂，如果授课老师点名（此人当然从不点名），他可以冒充那位不到场的同学答一声“到”。话说这位老师用椒盐普通话朗读了几句柏桦的名作，顿时击中了前来答“到”的张光昕同学。他认为，这就是他后来放弃政治学转而落草文学专业，研究新诗，直至成为现代诗学学者的直接起因。

2010年5月，张光昕完成了名为《昌耀诗歌文本气质研究》的硕士論文，篇幅超过了十万字，远超硕士论文应有的规模和体量。答辩委员会主席黄凤显（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先生称赞说，这篇论文可以直接申请参加博士学位答辩。在答辩结束举办的酒局上，黄先生不止一次这样说起过。我看见张光昕既羞涩又兴奋的神情，很为他高兴。这篇硕士论文先在台湾的秀威书局出了正体字版，后来成为中国大陆版《昌耀论》（作家出版社，2018）的主要底本。昌耀是我特别欣赏的中国诗人，我对昌耀研究的现状一向很留心；就我所见，张光昕的硕士论文——当然也包括《昌耀论》——迄今为止，或许依然是目前这个领域内的最佳之作。记得有一年秋天，我曾和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学员们就昌耀的诗和人，有过一次很愉快的研讨和问答。有学员问：既然您对昌耀评价那么高，为什么不写写文章呢？我只好回答：我如果现在写文章谈昌耀，肯定写不过张光昕，那又何必写呢？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就昌耀写过哪怕一个字。

硕士论文完成后，张光昕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断断续续进行修改和增补。就我所知，他的修订工作进展艰难，但极富成效。说艰难，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工作自始至终，都从没有将昌耀仅仅当作诗学个案，更不会把昌耀处理成一个封闭、自足的诗学空间。说极富成效，这是因为打一开始，他就将昌耀置于整个新诗史甚至中西诗歌史的大框架中，进行整体的透视和考察。这正应了诺思罗普·弗莱的主张：你要想理解一个诗人的某一行诗，你需要读完这个诗人的全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