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多年以后，程田田仍会清晰回忆起2016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个晚上，她行色匆匆追到北京，就为听孙子洋亲口说一声结束他们之间的恋情。”在长篇小说《神圣婚姻》的开头，徐坤便对马尔克斯的经典句式进行了一番改造。原句所携带的某种恢宏而沉重的历史观以及文化意涵，被“2016”这一当下时间刻度所覆盖。从百年到“匆匆那年”，“重量”被改写为“轻量”，仿佛一种“下降”，而其后，小儿小女“啼笑因缘”般的故事线，似乎再次强化了这种轻而世俗的阅读体验。那么，何来神圣？要想知道答案，我们必须等到阅读完整本书，才能理解徐坤的种种“经营”，如同昆德拉这一充满悖论的拷问：“重便真的残酷，而轻便真的美丽？”①

不妨还是从这一句式入手观察作者的用意，据说该段落是徐坤极力要求保留的。我们不难从这一改写中，嗅到某种反讽的意味和对于马尔克斯式时间观的揶揄。对于诸如主人公程田田和她的未婚夫孙子洋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一百年实在太长，一个春节假期就可能引发现实的激烈动荡。当女孩还在憧憬与未婚夫婚后定居北京的美好生活时，危机已然降临，这一事关“婚房”的危机，不仅令一对新人的感情生活触礁，且殃及数人，引发了一系列对于当代婚姻实质的追问与论辩。马尔克斯的“百年”，在《神圣婚姻》中，以一种坍缩的方式，进展为当下仓促简短的时间线，但实际上，徐坤并不是借此来声讨由历史或未来的挤压所造成的“当下的萎缩”，而是为了提示当下的活力——它仍拥有巨大、丰富的言说空间，写作者不应放弃将其“历史化”的企图。对于徐坤而言，“当下”恰是“萎缩”的反义词，对《百年孤独》的戏仿，出自她的反讽，以此提示当下景观被一再无视的状况。

实际上，对于“当下”能否及时反映，一直存在较多争议。“及时”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它的限度为何？它是否会导致某种偏颇的历史叙述，继而引发后续的再度偏离？徐坤的這部小说也可视作对这些提问的一次回应：对于当下，“及时”回应是应当的，也是必要的。

《神圣婚姻》中的“当下”，被描述为一条有明确标识的轴线，该轴以2016年为起点，2021年为终点，其间由“限房令”“转企改制”“选派挂职”“新冠疫情”等重要节点与事件组成，虽然以上“神圣时间”带有徐坤本人的“建构”色彩，但在相当程度上确属于当代国人的集体记忆。而以程田田婚姻观的转变为代表的叙述，从个体层面上构成了当下生活的“骨肉”。程田田与孙子洋的各自家庭，在婚房买卖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为了让孙子洋在北京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孙家父母不惜假离婚，并让孙母通过中介与一陌生的北京坐地户成婚，以此解决孙子洋在北京的住房问题。程家因在买房上显示出迟疑，孙家便勒令孙子洋“拉黑”程田田。这一闹剧的连锁反应，牵扯出程家亲属毛榛，及其单位同事老孔，闺蜜顾薇薇一家的婚姻生活，同时也暴露了孙家内部早已有之的危机——其父离婚后，立刻与地下情人成婚。小说由程田田的新恋情告终，标志着婚姻从世俗到神圣的飞跃。

以上一系列相互连接的个体事件，通过徐坤的构造形成个体与社会间相互关联的复杂有机体，“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必须提示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书写当下“千针万线”最主要的困难在于，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变得更为隐蔽，也更容易为人忽略。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私人写作范式，将社会的能见度降得很低，文本中通常有“大写的人”，却少有社会背景作为承载。对于宏大叙事的闪避，导致二者之间的关系几近稀薄。近十年兴起的“非虚构写作”，虽可看作是文坛对此问题的一种回应，其本质仍是“非虚构”属性。以“虚构”疏通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势必成为新的呼吁。另外，某种个体与社会之间粗糙的建构与想象，同时又可能导致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因果论”，以至损害文本自然的肌理。因此，对于当下的及时书写，实际上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