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是一个对写作有自己独特思考的作家。一方面，他以小说的方式书写人类内心的复杂经验；另一方面，又不断地通过创作谈的形式来辨明何为自己所追求的写作。艾伟的很多小说，都有观念先行的痕迹，但他的写作，又不是简单地图解自己的观念，而是在找寻一条日常经验和思想经验相融合的路子，以此探索一种有重量的写作。好的写作，往往是有思想光彩的，也不惧主题先行，重要的是，作家找到自己切入世界的角度，并以自己所创造的形象来有效诠释“主题”。只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多半是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张扬，作家们主要遵循的是经验主义和感觉主义的写作路径，背后不乏经验崇拜和感觉崇拜的影子，这种叙事中的日常性和细节流，对于救治一种大词化、空洞化的写作是有力的，它在语言中所建立起来的实感，也是塑造个体真实性的重要基础。但是，仅仅由感觉和经验所构成的写作实感，很快就面临着一个根本的困境，那就是构成写作的那些经验有高度同质化的趋向。

直接经验是有限的，它常常是贫乏的代名词，因为以事实为准绳的自然思维，只能创造一个经验的自我，很难创造出那个精神的自我；写作除了自然思维，有时还需有哲学思维，才能在实事、经验之中完成对经验实感的内在超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艾伟这种带有哲学思维的写作，在当下中国尤显珍贵。他非常清楚，写作不能只沉迷于经验之中，而是要在驳杂、丰富的经验丛林里提纯出心灵的形状，进而为人类的精神塑形。“中国人的经验世界无疑是庞杂而丰沛的，如何去处理这个无比丰盛的经验世界，并从中找寻出属于中国人的内心语言，是一桩极其艰难的甚至是开拓性的工作，……我们都有责任去探寻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身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生命的支柱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密码，我们如何有效地具有信服力地打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找到中国人的‘灵魂’，我觉得这一切还是值得作家们去探险的。”①在经验与灵魂之间往返，写作既不能无视经验的塑形意义，也不能搁置灵魂问题，而是要尽可能地在经验之中建立起一种象征方式，让更多读者意识到生活下面还有一个隐秘的精神地带，那就是文学所要追索的广阔的心灵世界。艾伟很早就声称自己“是有志于‘心灵问题’的”，“我希望在小说里展示世态的多极性，不能老是盯着那所谓的恶，要写出世界的丰富和价值的多极来”②。这种价值省思，使得艾伟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负重的面貌，比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越野赛跑》，在叙事艺术是先锋的、探索的，他想突破艺术的常规，但过重的隐喻色彩，又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多少有点概念化，人物应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不够。

艾伟把自己这种隐喻指向过于清晰的写作称之为“寓言化写作”，并很快对这种写作作出了调整和反思。转折性的作品是《爱人同志》。《爱人同志》更重视人物内心的展开，它执着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甚至不断深入人物的潜意识世界，这部内心化程度很高的小说，因为人物立住了，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所赋予的“寓言性”也获得了支撑。《爱人有罪》强化了这种写作方式。艾伟把罪与罚、自责与受虐这样的精神性母题，具体安置在鲁建这个人物身上，人物内心的深度就成了他要探讨的人性主题的深度。一直到《敦煌》，艾伟所探究的仍是中国人的罪感和耻感、欲望和道德的微妙关系，那些灵肉合一的故事，隐藏着人物对欲望的深度思考和对自我的艰难辨认。人性斑驳、复杂、多变，受难者的隐秘快感，施虐者的痛苦沦落，爱与恨在极点的交缠转换，人类赖以获得秩序感的安稳日常与赖以证明存在感的官能刺激的剧烈矛盾，给读者带来的是极致而精微、荒诞又逼真、失重且深沉的阅读体验。人的内心深处的许多暗疾，好像都被艾伟打开了。“小说最重要之处是对人的想象。如何有效地打开人物内部，并建立可信的平衡感（其中蕴含有各种价值的混响），或许是构建小说和人物复雜性的方式之一。”③而要实现对人的重新想象，最关键的是要越过生活那些平庸的表面，要善于在那些不经意的细微转折处发现人性的黑洞，从普通的日常性出发，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透过生活的表层，看见那个隐秘的核心，发现生活的不可思议，也惊叹人性的神秘莫测。

艾伟在写作中一直扮演的是质疑者和追问者的角色。他怀疑一切貌似合理的事物，尤其在那些生活惯性下作出的抉择，很容易获得人群的认同，但小说家所要反抗的正是思想的陈规，他要清理那些支配着我们生活的僵化看法，从而开辟出一条人性的小径，发现惯常生活下令人惊讶的一面。多数人面对自身的迷茫和生活的繁杂，都渴望找寻到一种已成定论、普遍有效的精神秩序或思想答案来安顿自己，世界正是这样被固化和机械化的。文学写作就是要反抗一切思想的定论，并对任何试图把生活秩序化、机械化的力量保持警觉。“小说是各种各样观念的对立面，是我们这个日益坚固的世界的对立面，是整齐划一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