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在一种异质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霍香结一直在孜孜创造异质性文本，写那些难以称之为小说的小说，以奇异文本《地方性知识》《灵的编年史》晋升为当下文坛的独异存在。唯有到最新长篇小说《日冕》，他开始写像小说的小说了，从之前的介绍性、探秘式写作转向故事讲述，从片段式、散文化风格转向整一性的史诗体书写。小说讲述晚清时期神垕洞莫家围嗣子莫大恒八十岁那年续弦，娶宝庆府年轻女子逄白为妻，连续生下九个子女，并与当地知洞高孝荣家结亲，以族长制度维系莫氏家族运行。待子女初长成，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莫高两家子女在时代大变局中抗争、遇挫、新生，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从而记述了莫大恒和其子女为代表的近八十个人物在近现代长达百年的命运遭际。从故事的脉络就可以看出，作者在一个漫长的先锋写作探索之后，又转悠到传统经典叙事的路子上来了。他是要回归吗？要向经典致敬吗？要重新拾起19世纪以降的写实艺术，还是要在撤退中迂回前进、另开新花呢？这有些不可思议，对霍香结的个体写作史而言不啻改头换面，意味着他沉潜的写作雄心又到一个喷发节点，要以正典写作与传统文学界进行角力。

一、自觉与隐通的史诗性追求

正如作者所说的：“始终萦绕我的写作只有史诗。唯有史诗令我产生写作的冲动。”①这部《日冕》体现了他鲜明的史诗性追求，体制宏大，人物众多，时间跨度百年，对古老的史诗传统有着自发的皈依与应合。小说的后半部安排了一个类似元小说的情节，似乎是作者对写作初衷隐晦的宣示。公职人员找到被打成右派的原县委书记夏堃，告之平反了，递给他在狱中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书稿，书名叫《日晷》，并转告审读意见：“这是一部南部大陆的雄奇史诗。这部作品对地主和土地运动的阶级属性描述得到位，本土风物的把握强劲而独特。”在这里，小说中谈及的小说似乎就是《日冕》的镜像，对夏堃所写长篇的评价是纯正的史诗品质，关涉史诗的厚重性、宏大叙事与历史本质的洞察力，透露了作者创作的史诗定位，以及要赋予作品什么样的史诗品格。

一是史诗精神架构。黑格尔说：“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②作为史诗的现代标本，长篇小说不只是提供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与本民族的原始精神对接，展示史诗的“一般世界情况”，揭示“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③。在《日冕》中，作者有明显的精神史建构倾向，具体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精义的探源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统一在对民族固有改革与创新精神的阐发上。前者从典籍篇章《诗经·大雅·文王》找到依据，拈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为主题句，指认变易思想实为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精义。中国哲学原典《易经》即为变化之意，《周易·系辞下》谓“变通者，趣时者也”，《周易·随》称“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均体现了古老大国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思想精华。变易，维新，成为小说人物的思想意识与行动指南，如嗣子莫大恒开创神垕学派，把先人的性命学说发展为宇宙意志学说，悟到“我们与宇宙沟通、互动并且服从”；提出运动的水漂石原理，沉迷于西方科学实验；感受到晚清三千年之大变局，把宗子世袭制改为选举制；莫家长子莫元良在与儿子对话时，表明这八个字是他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后者体现为对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道路的人物意识争论。在小说中，各自归屬国共两党的莫旦良、莫元良兄弟有前后两次长篇对话，实际上是对如何抉择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第一次对话谈到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第二次是莫旦良作为战败者归来，莫元良指出他失败的原因是“人民不要你们了”，并提出未来世界三极新母体学说，对历史发展根源、发展趋势作了符合本质性的阐述。在某种程度上，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传统与现代某一方面意识的载体，他们都是沉郁的思想者，在小说的深层次进行对话与争辩，于彼此颉颃中，敞显民族的原始精神与历史的发展内因。

二是史诗情节架构。史诗的原始精神是它应具备的内核，但不会自我显现，只有落在民族具体历史事迹上才能显现，所以史诗的情节惯例是对本民族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的记录。黑格尔指出，史诗“必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④。这决定了史诗的宏大叙事特征，即自觉讲述与一个民族的大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它的情节架构必须遵从民族真实历史的框架。这一点在《日冕》中体现也是很明显的，以近现代家族史反映近现代民族国家史，属于典型的史诗情节安排。小说故事时间跨度百年，起于晚清，终于千禧年，呈现了中国近现代从封建末期到现代化实现的百年历程；小说触及了这一百多年民族国家历史的重大事件，如中华民国建立、北伐战争、地下工作、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建立、剿匪运动、抗美援朝、60年代饥荒、政治平反、市场经济，把这些事件串起来，就构成一部近现代国家政治史和生活史。值得一提的是，《日冕》虽是以家族史切入大历史，但并不如流行的一些家族小说以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它对大时代是毫不回避和隐曲的，表现为大历史对地方日常生活与人物命运的强行介入，每个人都活在时代漩涡中，时代的剧痛深深楔入个体命运的剧痛。哪怕是莫安妮这样被称为“天女”的纯真人物，她身心的剧痛来自大时代，她私人情感的压抑以及爱而不得的惆怅也是时代所赋予。而越城岭游击队指导员莫元良能洞悉历史的幽玄与暗昧，他是活得最长的人，中暗枪之后不死，贯穿小说故事的始终。他如同一个容器，不断接纳时代变化的新内容，这一切给予的就是带来他精神上的持续裂变。因此，在《日冕》中，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日常生活与时代大潮是紧紧纠结融合在一起的，它们同步在时间中发展，深度结合，不分彼此。

三是史诗文体架构。相对于小长篇或轻小说，史诗型长篇小说要最能体现它长河般的重型文体特征。保罗·麦线特认为史诗应有“规模”“体积”“重量”的概念，“虽然史诗不非要很长（很多是长的），但是它的规模一定要大，它必须要有‘史诗的体积’”⑤。如果检测《日冕》的文体架构，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史诗的体积”的经营。首先在长度上作者做了增补工作，投杂志版时只有33万字，27卷，图书版增加到28卷，扩展到40万字左右，这个长度差不多是通行20万字长篇的两倍，可谓捧出了一本砖头厚的书。其次有宏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纷繁的线索，体现了小说的大规模，容纳了大时代中各色人物的命运流转，反映他们之间的道路、信仰的分歧，从神垕这个封闭的边地延伸到辽阔的世界空间。如何把众多人和事连接起来？小说采用了所谓鲁班锁的结构，很见作者匠心，即用人物带动事件，用事件串联人物。在小说中，逄母与莫元良是活得最长的人，所以他们作为贯穿线带动了百年历程中的大量事迹，连接起这个家族的大量人物，其他人物同时作为独立的事件线索，带动与连接相对少量的人和事，相互嵌合缠绕，形成一张席卷众多人物命运的巨大的网，承担起足够分量的时代历史内容。再次具有史诗的密度，形成细密紧致的文体肌理。如莫言所言：“长篇小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思想之潮汹涌澎湃，裹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种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小说。”⑥《日冕》包含大量具体的场景描绘、细微的心理描写、充分的人物对话与隽永的动作细节，每个人物都有具体的日常生活状态描摹，并能体现可触摸的个性与韵味。像阚氏这样的次要人物，作者也是细描其外貌、服饰、举止、气味与心理意味，“如同一只有条不紊只飞直线的红色水鸲”，传神地刻画了一个贤淑、能干的世家女子形象。密度与长度无关，是对史诗文体内在品质的要求，使《日冕》的每句话都具有可琢磨的意味。

霍香结曾表达对经典写作的要求：致广大而尽精微。如果说上述史诗架构体现了《日冕》广大的一面，展示了作者宽阔的写作格局，这是从事长篇创作的必由之路，那么由作者成长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南方性，则体现了《日冕》精微的一面。什么是南方性？简言之，就是南方“瘴疠之地”孕育的文化人格与艺术品质。岭南地处僻远，高山密林阻隔，自古以来中原正统文化鞭长莫及，原始文化得以活化石的形式保留在地方人的生活方式中，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带给万物蓬勃生长的活力，故岭南文化本质上是巫文化、神异文化和自然文明，是一种直抵生命本原、直透事物本质的文化。南方性则是这种文化的诗意表达，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为直觉、灵性与生命力的勃发。对霍香结的写作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身上的南方性，这是他写作标签性的东西，是建构其文学世界的活力之源与生命所系。细读《日冕》，可以感知到南方性充盈着它的史诗架构，使它摆脱了通常史诗写作的历史教科书性质与宣谕语气，保证了作品的丰富性、原创性、深邃性、神秘性以及较纯粹的文学性。可以说，内在的南方性是《日冕》史诗体制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为当代史诗创作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

二、具体而微的南方感觉体系

相对北方文学的优雅、雍容、节制，南方文学更倾向于主体的感觉化，文本内部隐藏着发达的感觉体系。这是由文化差异决定的，中原正统文明带给文学创作的理性或内在的法度，而岭南文化的自然文明属性让人还保有对世界原初的感觉。在这个地理空间中，人担当的还是自然之子的角色，拥有自然性如同史前传来，万物有灵，人与自然相互感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感觉细胞仍然保持活性状态，能与自然在生命韵律上相通。这种自然文明基因至今流淌在地方人的血脉中，赋予他们发达的感觉能力，体现在南方作家作品中，就是描绘具体，细微，氛围营造浓郁，感觉的根系潜伏在文本的所有细部，处处挥发个体生命的狂野气息。“作家在所处的时代以自己的生命感受和个体理解世界为基础，不受时代和主流文化所制约，文学创作就会与文化观念和时代思潮构成批判创造性关系。”⑦在《日冕》这样的宏大史诗架构中，霍香结并没有多少说教、宣讲性的东西，反倒对自然风景、动植物、日常生活细节、个体生命感受饶有兴致，描写的能力强大，状绘生动细致，仍然保留着丰沛的感受力与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