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诗的形式，自新诗诞生伊始至今，不少诗人和诗论者的探讨聚讼纷纭而莫衷一是，迄今未有定论，更未能建构起一种得到广泛认可的诗歌形式。在众多思考新诗形式的学者中，吴思敬先生在《新诗形式的底线在哪里》一文中指出：“‘新诗的唯一形式是分行’确乎可以作为新诗形式的底线。”①此观点被不少学者广为引用。此言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观点，即“新诗的唯一形式是分行”“分行是新诗形式的底线”，对此吴思敬先生展开了细致探讨与分析。然而，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新诗形式的底线是否“只”在分行？分行是否新诗“唯一”的形式？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窃以为，分行只是新诗外形式的底线，而内形式亦应有其底线，这个底线在于鲁迅所言的“节调”和“韵”，笔者将其命名为“自然节韵”；分行不是新诗唯一的形式，没有自然节韵的分行依然不是新诗的形式。

一、新诗形式的底线是否只在分行？

吴思敬提出其关于新诗形式底线的观点所依据的核心论点是废名所言的“新诗的唯一形式是分行”，而他对新诗形式的底线问题进行思考的触媒在于他看到昌耀、于坚、西川、侯马等诗人的诗集中出现了不分行的随感、札记、杂文等，这种现象导致新诗与其他文体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由此，吴思敬展开思考：“新诗有没有最基本的形式要求？如果说有，新诗形式的底线在哪里？”②确实，这种将不分行文字纳入诗集的现象严重地混淆了诗与非诗的界线，吴思敬敏锐而犀利地指出了这种写作现象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负面影响。在吴思敬看来，“新诗形式的界限无限扩展，新诗也就会慢慢地迷失、消融在各种文体之中了”③。毋庸置疑，吴思敬的担忧和焦虑是敏锐而正确的，新诗应该有其独特的形式标识，而“分行”从新诗诞生之始便被视为新诗区别于旧诗的一种显著特征，在新诗发展的百余年历史中亦一直如此，现已成为被公认的一种新诗形式，正如张立群所分析的：“时至今日，‘分行的自由体’已成为识别新诗形式的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依据’。”他肯定了“分行”对于识别新诗的重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张立群同时还指出“分行的自由体”也是“最具争议的表述”，因为他发现新诗是“分行的自由体”，但“分行的自由体”却未必都是新诗，“这看似简单的逻辑已使新诗的形式问题遇到了源自文学内部的‘挑战’，而新诗的‘合理性’‘合法化’也由此产生了‘危机’”④。可见，张立群犀利地洞悉了“分行”并不能作为是否新诗的唯一评判标准。换言之，判断一段文字是否为新诗的依据并不能仅看其是否分行，因为分行不是区别诗与非诗的唯一界限，而只是新诗之“新”在形式上的一种体现，即新诗区别于旧诗的一种外在形体特征。不分行确实就不是新诗，但分行了也不一定是新诗，而只存在“是新诗”的“可能”。如此而言，吴思敬所引的废名之言“新诗的唯一形式是分行”似乎便有些难以站住脚。

吴思敬不仅反复强调他赞同与支持废名所言的“新诗的唯一形式是分行”，还援引冰心将“零碎的思想”分行写成《繁星》《春水》等诗集的例证，由此论证分行是“新詩最重要、最基本的形式”⑤。不能否认，分行确实是新诗最重要、最基本的形式，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前提是“新诗”，即在新诗之为“诗”的前提已成立的情况下，“分行”对于新诗的重要性才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诗的“唯一”形式是分行，也不意味着新诗的底线“只”在于分行，因为“分行”并非判断一段文字是否为新诗的唯一标准。因此，废名当年所言存在一定偏颇，吴思敬援引其作为自己论证新诗形式底线之论的核心观点，不免略显欠妥。而吴思敬所引的孙伏园之言亦存在时间和认知上的局限，即孙伏园收到冰心短文《可爱的》后所说的：“这篇散文很饶诗趣，把它分行写了，便是一首新诗。”⑥当时所处时间点为1921年6月23日，正是新诗诞生不久之时，诗人们尚处在尝试与探索期，他们对于什么是新诗，新诗与散文、散文诗的界线和认识都颇为模糊，甚至新诗作为一种诗体仍未得到广泛认可，因此事实上，孙伏园的认识和冰心的尝试都只是在“探索”和“试验”，并不能作为“新诗的唯一形式是分行”之观的依据。

由此可推知，分行是新诗的底线，但不是唯一底线，新诗的底线不应只在于是否分行；新诗形式的底线包括分行，但不仅仅在于分行，新诗形式应该还有其他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