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结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亚五国元首在西安共同种下六棵石榴树。

没人知道中亚到底有多少棵石榴树。苏联解体时的统计称有300万棵，但这没有算上城镇街头、大小公园及私家小院里随处可见的那些。不同民族和信仰的人，用石榴花瓣做染料，用石榴叶代茶，用石榴种子制备醋和药物。乌兹别克斯坦现存的石榴古树，就这样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生长了300多年。千年来，源自中亚的石榴及石榴纹样出现在从中国到欧洲的广袤土地上，显示出商旅在此经过，文明在此交融，帝国在此博弈。

从石榴的历史中，中亚为何是“理解全球历史进程的中心”，已经一定程度上能找到答案。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更关注作为“文明驿站”的中亚带来了什么，又带去了什么。较少被回答的问题是：中亚到底是什么？中亚的先民如何来到这片石榴花盛开的土地，如何被这片土地塑造，又如何形成“中亚”的自我认知？

草原，动物，丝绸，人

故事要从史前讲起。土库曼斯坦遍布恐龙脚印的“恐龙高原”，展现出侏罗纪时期这里如何丰沃与充满生机。哈萨克斯坦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证明人类先民在百万年前迁徙到这里。这是欧亚大陆“人类文明链条”中的一环。选择在此定居的人和广袤大陆上的其他同胞没什么区别，四处打猎、捕鱼。但很快，他们注意到了无所不在的马。

中亚古语说：“马是人的翅膀。”它能在广袤的草原上飞驰，能在雪中刨食度过寒冷的冬天。在额尔齐斯河沿岸的山谷中，哈萨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科学和教育部考古研究所所长拜塔纳耶夫和同事们发现了四千年前祖先驯化马匹的证据：那时人们还穴居于半地下的小窝，小窝旁就是马厩，一些聚居点遗址周边发现的动物骨头超过90％都属于马。

接着，早期部落开始成形，先进部落的优胜原因，一是他们将驯化的对象从马扩展到牛；二是他们学会了使用金属，改良了辔头，开始熟练驾驭马匹。他们成为征服者，在中国早期史籍中拥有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

丝绸之路的雏形也由此诞生。拜塔纳耶夫认为，说中亚文明是游牧文化“是不准确的，不如说这是草原文明——既包括游牧，也包括游牧者和定居者之间的交流”。从中国北方到西欧多瑙河畔，欧亚陆地上分布着大小不等的山地、丘陵和荒漠，但没有印度河谷与川藏山区那样的绝壁深渊，不会彻底阻断步行及骑行。在古代世界，这就是天然走廊。

可以确定的是，在史前，原始樣态的交易就已经在这样的走廊上开始。最初，绿洲和草原边缘的定居点成为游牧部落交换牲畜、物产和手工艺品的中心。之后，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卡拉苏克人的金属饰品，从中亚一路流传到伏尔加河畔和中国河南。在此前后传入中原的，还有驯化牛与驯化马。

欧亚草原出产最上等的马、牛、羊，成为古代世界的共识。到14世纪，在马可波罗笔下，这里仍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场，瘦的野兽十天就能长胖”。中国丝绸成为购买“汗血宝马”的硬通货。随着贸易繁盛，另一种动物成为马牛羊之外的新主角：能负重200公斤的骆驼。

“缫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最终都化为中原帝国战士的坐骑。中亚牧民和粟特商队则将丝绸再交易给更西方的民族。这场交易从公元前持续到16世纪，“不仅是商品推广，也是文化、习俗和传统的融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研究大学纳塔利娅·卡里莫娃指出，这让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诸多国家，结合成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

中亚并不是文明过境的“驿站”，而是知识再创造的舞台。美国学者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的研究显示，欧洲文明引以为傲的中世纪科学论证方法，以及大学制度，均源自中亚伊斯兰学者的逻辑推理与学院传统。这其中，最主要的贡献者是被西方视为通才的伊本·西那（ibn-Sīna，又称Avicenna）。

少有人提到的是，伊本·西那在著作中多么频繁地讲述相伴他游走于中亚各地的马和骆驼。他在医学著作中强调骆驼奶和骆驼尿的药用价值；用马和人的温度不同作为例子，指出药物试验最终必须经过人体。他那些诱发西方现代科学方法论萌芽的论述，大多是关于马和骆驼的譬喻。

伊本·西那说：“命运之神像盲骆驼一样四处践踏。”他用“马性”的论证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对物质属性的理解：你有一匹马，以及使这匹马成为一匹马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普遍的“马性”。但这种“普遍”并不包含在马性的定义中，而是依附于马性才能存在……往前追溯，人们发现这些思想源于更早的中亚哲人关于“上帝能不能把人变成马”的辩论，以及在丝路上流传的盲骆驼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