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自己的写作，从严格意义上，或者说，从进入公众领域的层面，大约开始于在《书城杂志》连载的“过去时代的诗与人”系列，后来它们结集成《既见君子》那本小书。当然，在那之前也一直在写，写诗，写书评，写时评和影评专栏，写论文，但都散乱，那种散乱的写作大多是一种消耗，是学徒期的左冲右撞，不能构成和自我生命的互补。《既见君子》对我自己而言是一个新的开端，想想动笔的时候，尚且还是二○○八年初，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回想起来，这本小书是在一种非常寂寞也非常混乱的心境中开始的，而每写完一篇，都会增加一分安宁。我一直很怀念那样的状态。

《既见君子》中那篇同名文章就是在写《诗经》，我挑出《诗经》中提到“既见君子”这句话的一些篇章，用一些我觉得尚有意思的体会，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如果说《既见君子》的写法还是偏重比兴，天上地下，东一句西一句，是某种意义上的性情文章，那么等到后来二○一六年春天，《文汇报》笔会副刊的周毅约我开一个有关《诗经》解读的专栏时，我的想法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次我希望可以用赋的方式，老老实实地一首首把《诗经》中我喜欢的诗篇讲清楚，且讲出前人所未讲之处，不光是疏通文句，更要贯通诗意，讲明这些诗何以成为诗，并从中体味诗。所以我要做的就不是写我自己，而是写这些诗；也不是求一个正解，而是求得某种属于诗的统一，是文字、句法、音韵、气息、意思、感情等多方面的统一。我觉得最好的诗未必能解释，但都是可描述的，只要我们信任那些诗人，信任他们写下的每一个字词，每一处沉默，信任它们一同所构成的那个完美坚实的存在，而诗不单是想象和哲思，诗也在这些踏实细密处。

写《诗经》文章的时候，紧挨书桌的床头摊了十几本注疏集释，电脑上又同时打开着一堆电子版的相关文献，也在知网上看一些新的文章，关于某个字、某个句子，关于某个器物，每一句都是各家说法都看一遍，比较，参详，但并不是要做裁判员和调解员，而是看完之后再自己慢慢想，想着想着就会有一点新东西出来，仿佛离那个写诗的人又近了一些。这个过程就是把自己放弃的过程，因为自己的一点点诗意是不重要的。知道自己是不重要的，随后才有切实的工夫，去吸收、感受、思索和书写。朱东润《诗心论发凡》：“治诗三百五篇之学者，则必博搜冥考，追求百家之遗说，折衷于事理之当然，而后能惬心贵当，怡然理顺，不得以一先生之说自囿也。”

这样的写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三年，其实也不过就写了六篇。后来周毅忽然去世了，没有了她那样永远怀揣“肯定的火焰”的督促者，我也就懈怠下来。加上又有其他写作任务缠身，有关《诗经》的写作热情就消退成我笔记本电脑中一个长久不再更新的文件夹。

直到二○二二年。对每个中国人来讲，这一年都是一个难忘的年份。而对我来讲，这一年的难忘收获是终于重新拾起搁置许久的《诗经》解读，并再次在我喜爱的《书城杂志》上连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鸡鸣并不是为了对抗什么，而只是对于如晦风雨的漠视。

二

诗似乎是不可谈论的，但至少每一首好诗都经得起反复地读。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尤其是在离开学校之后，有时候会疑惑为什么还要读《诗经》，其价值何在？对我而言，单纯的审美或陶冶性灵之类的理由，是远远不够的，也没有力量，因为任何愿望，一旦仅仅出于某种理由，它就一定可以因为另外更重大的理由被抛弃。而一个人最终不可抛弃也无法抛弃的，是他还没有获得之物，也就是他所欠缺之物。某种程度上，诗对我而言就是这样一种尚未获得、始终在前方的存在。我总是带着问题和欠缺感，去读那些过去的诗。而那些过去的诗也得以在这样的阅读中转化成即将到来的诗。从而，让自己的写作本身，成为一种更为积极的阅读，成为一种对于“为什么要读诗”的回答。

唯有如此，阅读《诗经》才不至于沦为一种玩弄风雅之事，不至于成为一种逃遁，抑或一种现代生活的对立面。

倘若单纯从鉴赏审美的角度去看《诗经》中的一首首诗，就好像在博物馆里看一幅幅画，其中的典故风物人情，以及用笔着色的曲折有度，都可以作很多社会学和文化史乃至艺术史上的解释，这些本身都是知识，也很好，但最后，和我们自己没有关系。我理解的《诗经》，恰恰不是知识，不是能够用搜索引擎搜索到的答案。若是谈到古典修养，在我看来，能够背多少古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后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打动的。

威廉·布莱克有一首写弥尔顿的诗，里面有几句是这样的：“但是弥尔顿钻进了我的脚；我看见……/但我不知道他是弥尔顿，因为人不能知道/穿过他身体的是什么，直到空间和时间/揭示出永恒的秘密。”

一個人被什么东西打动、穿过，其实自己最初是不知道的。而类似诗歌鉴赏辞典之类的存在，抑或某些诗歌赏析文章，是预设自己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了，这种预设在我看来稍微有点问题。那些能够被感受但不能自知的东西，都和自己的生活有关；那些自以为知道的，其实只是和自己无关的知识。而把那些穿过自己身体的东西，重新在回忆中审视，并且慢慢地尝试去理解它，这就是《诗经·大雅》里反复讲到的“缉熙”，所谓“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所谓“缉熙敬止”，这些天地自然的光，如何一点点成就到人的身上，并让一个人成为值得敬重的人，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才是诗。而这种穿过身体之物，在不同年龄段是不一样的。比如二三十岁的时候，或许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到了四五十岁，也许就换作“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