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野果，我们想到梭罗；说到花草分类，我们想到林奈；说到鸟类，我们则想到奥杜邦；至于翻飞的蝴蝶与攀缘中的猿猴，则有达尔文的贡献浮现眼前。但每每面对山林中的一片吱嘎虫鸣，最不能忘却的人，还是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他与前面提到的这些人，都处于当时尚且稚嫩的“博物学”朝着各个精细门类的阶段性转型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站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观察，法布尔可能只是个平凡的老人。在法国南部的赛利尼昂，人们总能见到他手持放大镜趴在田里，模样足够古怪，但他笑着回答：
您会在我们的孩子中间找到我，我在给他们上课；您会在我的昆虫中间找到我，我耐心地向它们提问，但并不能总得到宽心的答案。我有我的昆虫，它们每天教给我新的东西，我希望你在远离世俗的烦恼的隐居中，也能用类似的方法摆脱岁月的忧伤，您可以培养植物，那自然很有趣，但我更喜欢动物，因为有更直接的交流。（《给德拉库尔的信，1897年10月14日》，见《法布尔传》，[法]乔治-维克托·勒格罗著，杨金平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
我们今天不解，这会是怎样神奇的一种交流呢？
在法布尔看来，昆虫懂得人类所不知道的许多事情。他感慨昆虫飞翔的动作如此协调、完美，他凝视着它们极小的心脏和肺的律动，他一一记录昆虫的“食谱”，例如，豆象只吃豌豆和蚕豆，黑刺李象专咬黑刺李，而榛栎象则仅食用橡栗或榛子……
于是，每日太阳东升西落，只要有合适的气温与降雨，连远足都不需要，小小花园就堪比富饶的观测源泉，他能从中汲取的灵感可谓无穷。
描绘各种昆虫群居习性、微观建筑与家族繁衍的文字，古已有之，但有时只是略显粗糙和感性化的记录，远不如对哺乳动物的丰富描写。必须承认，十七世纪中叶显微镜的发明（与列文虎克的改进）是个重要创举，不知不觉间，投射往“昆虫学”幽暗迷宫的熹微之光越来越亮，越来越密。
二○二三年，我们迎来了法布尔诞辰二百周年。
昆虫不仅如我們了解的，能辨别干燥或湿润，隐蔽或暴露，脆弱或坚硬，它们也有人不具备的本领。对此，法布尔格外津津乐道：毛虫不是渊博的气象学家，对天气的感知却比当时观象台预报的还精确；小黑腹狼蛛自然不可能了解天文星宇，却能从太阳光中直接吸收能量……蜘蛛结的网和鹦鹉螺的壳一样，均使用了对数螺线，这些“几何学家”并没有上过一堂几何课呢！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壁蜂愿意产雄卵就产雄卵，愿意产雌卵就产雌卵—它们预先审查了孩子的体型和所需的空间，并根据住处宽敞与否决定孩子的性别—莫非基因里真的被镌刻下了一些等同于生物学家与建筑设计师的能力？砂泥蜂在蛰毛虫时迅如闪电，且连蛰九个神经中枢都不会错，这恐怕是拥有最高超医术的人也做不到的。
那么他又是怎样观测到的？人们既钦佩好奇，也觉得不可思议。
《昆虫记》第四卷，法布尔在描述蜡衣虫球象的幼虫时，写道：“在它诞生的一刹那，薄囊破裂成两个十分对称的半球。”
捕捉这电光石火般的瞬间，可能仅凭一把放大镜。法布尔坚持的观点之一很朴素：“研究动物本能只需要时间，耐心，不需要什么其他代价。”有一年，议会和省长批准了一些省农业化学实验室的精密设备无偿赠予他使用，他无动于衷，一生中很少使用。哪怕是最简单的温度计，他都不怎么用；而那台由化学家迪马赠予的高级显微镜，可能还不及他的一把简单的放大镜！
最著名的是法布尔对蜘蛛、毛虫和蜜蜂的观测；不只是红棕色绒毛的蜜蜂，蛆虫在他的笔下也是优点众多；此外，他还称有着炯炯目光的蟾蜍为“荒石园的哲学家”。
当他借助小小的放大镜和巨大的耐心，趴在意大利蟋蟀群落栖息处观察着它们中的每一员。他忽然发现蟋蟀的两片鞘翅都是干燥的半透明薄膜—上下鞘翅的摩擦点时而是粗糙的胼胝，时而是四条平滑的放射状翅脉中的某一条。鞘翅与身体接触程度的不同，使得它们有了可以“调音”的乐器。法布尔称赞这种蟋蟀的啼鸣比蝉的更清澈通透，那是由有着数百个“齿”的四个“发音器”同时震动之结果；按他的看法，蝉的发音更粗糙一点，而蟋蟀的鸣叫，具备着音量的强弱与音质的明暗，故而才显出音乐之美来。
在法布尔之前，昆虫学从来是默默无闻的学科，起码，没有人会如此通俗而生动地阐释小虫子的鸣叫。
简而言之，法布尔格外钦佩昆虫身上那种高明的、来自“无意识”的天赐成果，并期待其他人与他一样欣赏它。我想，兴许令他迷醉的，是其中一些最能超脱世俗的“精神游荡”成分吧？不管如何，这些系统性的观察，之于昆虫学这一专业学科的开拓意义，在十九世纪无可替代。此外，他还撰写了一些颇具科普意义的书，如《天空》《地球》《木柴的故事》《保罗叔叔的化学》等，它们之中，有些被指定为法国教材，一度很畅销；书中虚构出的保罗叔叔，像是一种自况，我们读之觉得幽默与难忘。
一八七○年，对昆虫研究的专注，令法布尔放弃了大学教职，开始自行编写科普书籍；此后，他又辞去博物馆馆长的职务，即便最爱的儿子朱尔去世，这样的“微观观测”也没有全然停滞。他甚至还用去世孩子的拉丁文名字，命名了他最喜欢的那三种蜜蜂。
可是，受到命运打击后，法布尔的身体一直不见好转。一八七九年，他放弃了都市生活，搬到塞利尼昂，并将居所取名为“荒石园”，当时的他已经五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