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古代历史著作提到某些名称（有些是专有名词），不只是命名，言语配置往往承载额外的负荷。词与义，舛互移位亦常见，语义关系的罅隙中闪露难以确认的叙述迷径，或仅仅成为某种符号性修辞。暧昧之处直如文字涂鸦，不期然代入晦涩的隐喻和暗示。

风雨怅然，只为古人犯难。读书也是折磨，无聊中又捡拾风化剥蚀的文本碎片，按覆若干词语之生成与扩衍，乃以慰留逃逸的记忆。当然，若干疑问依然未解，抑或无解。

外  戚

所谓“外戚”，是指帝王的外姓亲属。《词源》释义：“帝王的母族、妻族。”这个定义涵盖后妃本人及其家族，此条举例便是《史记》之《外戚世家》。太史公笔下的“外戚”是以后妃为主名，又间或述及其家人行状，故司马贞《索隐》谓：“纪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后妃捎带后族，原是拢到一起来说。

太史公所记外戚，乃汉初至武帝时诸帝后妃（有谓“秦以前尚略矣”）。如，高祖吕后、戚夫人、薄姬，文帝窦后、王美人，景帝薄后、栗姬、王夫人，及武帝陈后、卫后、王夫人、李夫人、尹夫人、邢夫人、钩弋夫人等，凡十余者，传述各自身世及宠幸之事。但吕后地位特殊，《史记》另有《吕太后本纪》，主要写高祖崩后其临朝称制，及诸吕作乱，终为周勃一班老臣所夷灭。《外戚世家》兼及外家事况，但诸吕只简略带过。文帝窦后昆弟前后故事记载稍详，如窦长君、少君如何被上手段监控，以防“效吕氏大事也”。

《汉书》无“世家”一体，胪述高祖至平帝后妃作《外戚传》，列于《西域传》之后。这显然是另册处置。汉代外戚干政是大问题，班固对汉家宫闱亦颇鄙夷，其传末曰：“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城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流放，乌嘑！”《汉书·外戚传》所记后庭人物，高祖至武帝一朝与《史记·外戚世家》相重，二者对读，记事详略互见。

值得注意的是，于《外戚传》之外，《汉书》又单置《元后传》，讲述元帝皇后王政君故事。传主只元后一人，篇幅竟抵《外戚传》三分之一。此女之所以大书特书，亦是因为身份特殊，她是王莽之姑，对王莽篡汉柄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王莽新朝只十几年，而这王政君却是汉兴以来临朝最久的宫闱政治家，有谓“历汉四世（按，即元、成、哀、平四帝）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按，新都，指王莽称制后，改国号“新”，以洛阳为新室东都）。

《史》《汉》之后，史家不以“外戚”概称后庭，“后妃”之目大抵始于陈寿《三国志》，抑或司马彪《续汉书》。彪书早佚，清人汪文台辑《七家后汉书》，从《御览》中辑出司马彪所记后妃二十九人，想必专立名目。司马彪与陈寿是同时代人，其书与《三国志》孰先孰后不好说。陈氏奉曹魏为正统，《魏志》置《后妃传》，蜀吴二志各置《二主妃子传》《妃嫔传》，但各志均无《外戚传》，盖因魏蜀吴三方实无外戚秉政。《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九月，诏曰：“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有鉴于两汉外戚擅权，曹丕于开国之初作此规训，以免后患。三少主时期，郭太后（明帝郭皇后）每以诏令预事，看似已不再遵守成命，如《后妃传》谓：“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于太后，而后施行。”但这不能说是后族乱政，司马氏父子诛曹爽搞废立诸事，实是假太后之名，拿她背锅而已。郭氏父兄尽皆封侯不假，可域中已是司马氏天下，没有外戚恣横的空间。

蜀吴闺庭不成典规，但外戚未起风浪。东吴孙权临终前，皇后潘氏欲效仿吕后专制故事。可孙权尚未咽气，她就被缢杀。《吴志·妃嫔传》说是宫人所为，注《通鉴》的胡三省认为是“吴史缘饰，后人遂因而书之云尔”。历史不乏阴谋或阴谋论。

陈寿之后，范晔撰《后汉书》亦不以“外戚”作后宫叙事，单列《皇后纪》（含妃嫔），将后妃提升至帝纪规格，如太史公《吕太后本纪》。东汉太后临朝几成常态，权位庶乎诸帝。东汉外家权势熏灼，范书却无“外戚”之目，乃将邓训、邓骘、窦宪、窦武、何进那些后妃家人分置列传。从辑佚的《续汉书》残篇来看，司马彪已有成例。之前《汉书》将后妃作“外戚”，而霍光、卫青、霍去病等外家人物亦各自立传，

由内及外，及至内外剥离，词义变化背后隐藏着历史的刀光剑影。后世撰史，将“后妃”与“外戚”分别设传，大抵始于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其后唐人撰《晋书》，亦照此办理。之后，史家所称“外戚”，仅指后妃娘家人，不包括她们自身。

校  事

三国官制有“校事”一职，用以伺察臣民言行，具体说就是侦察、检举、处置言论不当和心怀不轨的官员和士民。曹氏魏國初建即设校事官，曹丕称帝后权任更重。东吴亦有这类职事，谓之“典校”。以后延至两晋，又称“校郎”。《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七月“门下校郎刘祥入言事”，胡三省注：“自曹操、孙权置校事，司察群臣，谓之校郎，后遂因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曰：“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或谓之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郎，或谓之校官。”

关于校事、典校，《三国志》记述散见于魏吴二志，即魏之高柔、常林、徐邈、程晓传，吴之顾雍、步骘、朱据、潘濬、陆凯、是仪、诸葛恪诸传（包括裴注所引诸书）。如，《魏志·高柔传》谓：

[高柔]迁为颍川太守，复还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高]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赵]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赵]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

这里说到的校事卢洪、赵达二人可谓恶名昭著。曹操赋予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的权力，以致大小官员无不畏惧。鱼豢《魏略》记录当时曹营流传的一句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太平御览》卷二百四一引）这是人人自危的局面。高柔为官一向“明于法理”，认为赵达等人“以憎爱擅作威福”，严重破坏官场职司，向曹操进言当废止校事之设。老曹明知他们是坏人，却想着坏人有坏人的用处，整人的事情贤人君子做不来，只能任用赵达这些恶棍。这是他用人驭众的机窍。不过，将之比作叔孙通以群盗壮士助刘邦争天下，实是不伦不类。

赵达作恶太多，最后还是被曹操处理了。但曹丕上位后不改章程，任用刘慈、刘肇等为校事。《高柔传》：“校事刘慈等，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高]柔皆请惩虚实……”又，《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一例，叙文帝时校事刘肇在成皋县敲诈勒索，与县令衙吏发生械斗。直至明帝、齐王芳时，这班人依然猖獗，高柔、何曾等大臣曾一再奏劾。嘉平中，黄门侍郎程晓（曹操谋臣程昱的孙子）上书痛陈其害，才罢去校事官。

东吴自孙权设置典校，起初有吕壹、钱钦数辈，亦是操纵权柄，擅作威福。如，《吴志·步骘传》谓传主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擿抉细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又，《朱据传》曰：“典校吕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