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词的意义都在于它的对立词。女性的对立词是什么？“女性”的对立词是“女人”。西蒙娜·德·波伏瓦说，“女性是生理上的存在”。当然这话现在都得留余地。但什么叫女人？“女人”是社会造成的。我见过一对姐弟走在路上，发现一只蟑螂。弟弟很害怕，“哇”地叫了起来，姐姐上去一下踩掉了，结果两个人都受到了批评。弟弟被批评，你是个男人，看到个小虫就哇哇叫，像话吗？姐姐被批评，你是个女孩子，看到虫踩上去，还像不像个女孩子？经过了无数类似这样的训练，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女性就渐渐变成了温柔的、贤惠的、美丽的女人，女人是一个社会存在。这显然超出了我今天的话题，还是先回到鲁迅定义的“女儿性”。

张爱玲笔下的“女儿性”，主要出现在《倾城之恋》《第一炉香》《金锁记》《小团圆》。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例子。

一、《倾城之恋》白流苏

小说《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在娘家受了欺负，离了婚，老公又死了，钱又被嫂嫂用掉了。所以这时，她作为女儿，去求母亲帮忙。“女儿性”在这里体现得最直接。老太太睡在那里，女儿求妈妈同情、帮忙，但她妈妈装着不理她，过了一会儿才对白流苏说了一番话，大概的意思是，你是有家、有老公的，应该到男方家里去等着继承财产……这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倾城之恋》所有的故事都基于这一点。设想，要是白老太太很尽母亲的责任，安慰白流苏说，你放心，谁也不能欺负你，等等。白流苏还有跟范柳原进行“恋爱战争”的动力吗？可是现在她没办法，妈妈不肯帮助她。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父亲不是缺席的，就是负面的。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作家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按照鲁迅的说法“从小康人家堕入困境”。他们成为作家后，都把母亲看作是启蒙老师，作品中的母亲也都是正面形象。而父亲呢？除了冰心的父亲和朱自清的《背影》，有几个现代作家说自己爸爸好的？但是妈妈呢？有哪个作家写自己母亲不好的，写生活上自己走投无路，母亲很冷酷地把他排斥掉的？

但白流苏就碰到一个。被母亲拒绝以后，白流苏上楼，到阁楼上去照镜子。镜子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有各种用途。她这一次照镜子就在阁楼上看着自己，说自己胸比较小，但脸是永远都不见长大的娃娃脸，是男人最喜欢的。总而言之，白流苏是在用一些男性的眼光打量自己，并由此建立了重上男女战场的决心。这是比较浅的一种读法。

要是再参考一些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文章，说女性对自己的认同有一种女性的标准。那么，白流苏在镜子里看到的不只是男人的眼光，她“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有了信心，重新出征，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妻性”。这里我还要加一个字“拼”，拼“妻性”。

按鲁迅的说法，“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被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而已集·小杂感》）。“妻性”在张爱玲笔下也是被逼成的。就像《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已经二十八岁了，母亲不能保护她，老公也死了，她还要重新上“战场”，重新拼。对于二十八岁这个年龄，张爱玲后来特别做了解释，她心里想的白流苏其实三十出头，但是不敢这么写，怕读者不接受。她脑子里想的是那个年代上海的一般市民，觉得二十八岁这个年龄，差不多是一个人最后可以出去打拼的阶段了。

我们来看看白流苏怎么拼“妻性”。人家给她妹妹介绍男朋友，她抢去跳舞，还留下了联系方式。接下来就跟着范柳原，坐了船的头等舱，来到香港，住进浅水湾的酒店。到了香港，海景房有了，跳舞，吃饭，走到花园散步。外面夜色灯光，鸟语花香，如此背景下，差不多應该接吻了吧。可范柳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夏志清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有钱，形象也好，但他不愿意“胜之不武”，要学习五四文人。于是，范柳原把白流苏拉到一座荒凉的山上，在一堵断墙那里开始背《诗经》。他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地老天荒，直到世界毁灭那一天，我们还能见出一点真情。这些话把白流苏讲得一头雾水。

白流苏的拼“妻性”，目标非常明确，碰到一个有钱的男人，要跟他结婚，把他改造成长期饭票。《倾城之恋》这部小说魅力经久不息，也最受读者欢迎，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张爱玲作品里唯一有好的结局的，还因为它实现了一个愿望，先小人后君子。白流苏一开始摆明了，没路可走，被迫出来拼。当天晚上，白流苏回到酒店，范柳原夸她说，你低头的样子很好看。后来她就一直低头，范柳原看到了，又说她一直低头，脖子会起皱纹的，她就生气了。她幻想着自己月光下低头的美貌，范柳原却在旁边嘲笑她。白流苏生气回到了房间，这里出现一段非常关键的独白，有文学史意义。

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

这段话是五四女性人物觉悟的倒退，却是女性主义现代文学的一个进步。把白流苏和莎菲女士、子君来比，境界好像是低了。当时的男性作家觉得，要跟女性谈恋爱，对方玉洁冰清，睁大着美丽的眼睛，听得懂雪莱、拜伦。相比之下，白流苏假装低头，肚子里在盘算买房子的事情。但之前的男作家，无论是鲁迅，还是茅盾、郁达夫，谁都没有看见女性低着头在拼“妻性”的这份委屈。他们的眼里闪烁着启蒙的光芒，抱着救国救民的胸怀，女性在他们的眼里是被拯救的人民的象征。所以五四的爱情小说，第一位的是爱情，第二是教育，第三是启蒙，把男女的关系比作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比作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从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到茅盾的《创造》等，基本都是这样。

但有两个女作家把这个模式打破了，用了不同的方法。丁玲的打破方法是，听男性说话的时候，没听见他说话，“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指嘴角）”（《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强调女性意识的一种打破。第二种打破就是张爱玲的方式，一种现实的方式。今天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过去了几十年、一百年，张爱玲写的又都是家庭里细细碎碎的事情，还会有这么多人痴迷她的作品？这是因为张爱玲有清醒的认识，她不是写超人，她是写常人；她不是写斗争，她是写和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