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还是没有回到我的故乡/我还走在裸露的平原、山川和盆地/空荡荡的马车，命运之轮，像衰老一样缓慢/我还没有回到苹果园，斯大林街，胜利巷/回到一片草叶上的十二木卡姆/葡萄藤须上的籽实，哈密瓜的瓜秧/我还没有回到一条大河的上游/在那里，一切刚刚开始……”读杨方的诗歌《我还没有回到我的故乡》，短短几行已经将物产丰富、山川辽远的新疆依照记忆勾勒出大致轮廓。再阅读小说集《澳大利亚舅舅》，新疆的一切继续被放大，“故乡”的魔力逐渐凸显。小说集《澳大利亚舅舅》共收录杨方的七个中短篇小说：《天鹅来到英塔木》《断桥》《澳大利亚舅舅》《苏梅的窗子》《黑走马》《城南哀歌》与《不会是世界尽头》，故事里的人或是出走或是归来，总之抹不去的是每个人心头对故乡的记忆，杨方的诗性叙述舒缓展开，舒缓中混合着伤感宁静的情调，舒缓中显示异域民族的粗粝与纯粹，舒缓中更有她对故乡难以割舍的真情。

故乡可以被怎样呈现？在威廉·福克纳笔下，故乡凝结成“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约克纳帕塔法县中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叙述的重心，美国南方社会在南北战争前后的兴衰中巧妙重现；在莫言笔下，故乡参照山东高密市于自身印象深刻的地方化身为“高密东北乡”，它是莫言小说许多角色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从《白狗秋千架》开始，高密东北乡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概念，夹杂着真实与虚构、荒诞与幻想，成为莫言构筑文学世界的重要一环；在刘震云笔下，河南延津的生活经历构筑出他笔下真实的农村社会，《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一条汹涌奔腾的津河从延津穿过，《一日三秋》开篇六叔画的关于延津的画是重要的故事线索……视线回到杨方，她同样依照記忆和理想虚构出“羊毛胡同”，这里既是她承载回忆和想象的地方，更是她抒发情感的地方，同时浙江的记忆和新疆的记忆也隐秘交织，对故乡的思考蕴含着辩证的力量，辩证推动她寻找最深处的意义。

作者杨方对“故乡”的情感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最明显的，也是读者看完后能直观体会到的是作为回忆与想象对象的故乡。她将大多数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一个名为“羊毛胡同”的地方，那里有连绵起伏的山脉、有整排的银色沙枣树、有种啤酒花的邻居大婶、有薄皮包子南瓜饺子椒蒿鱼，她的回忆与想象也将从这里的点滴日常中铺展开来。

视角是作为读者和作者的“我们”靠近故乡的关键点之一。叙事视角多变，有第一人称“我”，第三人称董怀珠，也有全知全能上帝视角。视角的不同聚焦使得读者既可以带入主角，随着他们的第一视角去感受其所面临的人生苦恼或矛盾，也可以成为掌握一切信息的“上帝”，以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态度冷静观察这里发生的一切。不同的角度会令读者对故事生发不同的感悟，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方能更深入体会作者对故乡灌注的情感。小说集收录的第二篇故事《澳大利亚舅舅》，人物众多，叙事主要是站在“我们”的第一人称角度进行的，文中说“我们看了八舅舅的信并不怎么替他们发愁，我们按我们的方式去想象澳大利亚，觉得舅舅们在那边生活得应该挺美好”——这是一直感受淳朴人情浸润的人的内心想法。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许多故事仍是“我们”的口吻却俨然超出了“我们”了解的范围，全知全能视角此时已经介入，读者突然从当事人的美好想象中被抽离，不得不站在高处重新审视舅舅们的真实生活，事不关己的态度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生发出一种无形的张力，纵使不是局中人，也陷入故事无法自拔。站在另一层面，视角的变化或许也是如今离开新疆居于浙江的杨方对新疆的一种探寻——记忆的缺失使她无法轻易获得浓厚的亲历感，因此才利用变幻的视角去寻找那种故乡带给人的熟悉感，频频回望和怀念这座心灵里的故乡。

此外，诗性叙事是走向故乡的重要一步，为作品增色不少。诗性叙事，即小说写作中的诗化倾向。杨方的诗歌创作常常与故乡这一象征有关，她的“诗意”不仅仅指语言的凝练雕琢，更多呈现的是语言的浑圆、交融和柔和，诗人独有的哲思、想象、跳跃性的述说方式令她的小说充满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