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书市场，这些年，历史类的书籍是一个热门种类。这一开始是基于一种感性认识，而南风窗记者在向中信、理想国、一页等出版社或出版品牌的几位编辑询问后，确认了这一观察。

他们谈及了一些相近的现象，如，最近几年的历史读物里，中国史的图书卖得特别好，爆款特别多。读者对阅读历史的兴趣点转变了，前几年流行“大历史”、通史、大部头的巨著，如今开始偏好新奇的、微观角度的历史。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罗新教授，几乎是这类书的标志。他身为学院派作者，在通俗历史读物“当道”的图书市场中，脱颖而出，是“几乎每出一本都能上榜”的畅销书红人，得到出版社的羡慕。

媒体对于他的关注和捕捉，呈现在种种人物稿件、学术对谈、文化报道之中。这一征兆意味着，读者的兴趣、史学界的变化，在如今这个时代的聚拢中，正在发酵出一个新的历史取向，或可称之为“小人物的历史”。

在这一新的潮流中，历史书写者和历史阅读者，开始对“碌碌无为”“没有姓名”的小人物，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重新书写，史料不足

1970年代，美国的历史学教授史景迁，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山东一个偏远的县城郯城。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王姓妇人的故事。王氏没有自己的名字，或许由于过得不好，她离家出走，和另一位不知名的男人逃离郯城。可途中，她被情夫抛弃。独自在外的王氏，活不下去，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老家。她被丈夫接了回去，而在一个雪夜，又被丈夫掐死，遗弃在邻居家的门口。王氏一生的最后一幕，是穿着软底红布睡鞋，躺在被白雪覆盖的林间空地上。

这本书取名为《王氏之死》，它的副标题是“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关于王氏的生平经历，史料极其有限。在这本篇幅并不长的著作里，史景迁写到最后一章，才开始真正进入王氏，而在讲述她的故事时，还不时大量插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的內容，以至于，豆瓣一位最高赞的读者评论如此写道：“蒲松龄先生对本书有杰出贡献。”

批评者据此认为，这超出了一本严谨的历史学术著作可以拥有的写作尺度：“怎么，怪异故事都可以入史了？”据说，钱钟书也评价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

罗新对以诗入史、以文入史的方式，已有成熟想法：“这些文学素材的使用，关键在于它们不是史景迁编的，而是跟王氏同时代的人编的。”

而许多历史学家不以为然。长期从事微观史研究的王笛教授，恰恰把史景迁的以文入史视作其珍贵之处。王笛曾对南风窗说：“如果他有丰富的史料，不一定非要依靠文学，但在没有史料的情况下，能够借助文学，也是一个途径。”

在罗新和媒体人杨潇的对谈中，可以看到，罗新对以诗入史、以文入史的方式，已有成熟想法：“这些文学素材的使用，关键在于它们不是史景迁编的，而是跟王氏同时代的人编的。也就是说，文学性的素材，只要它属于那个时代，而不是作者今天创造的，也可以当作历史资料来用，而且史景迁也一一注明了出处。如果我写一篇非虚构文章，里头出现了白日梦，我就得告诉读者这是白日梦。所以，素材来源很重要，目的很重要，如何使用很重要。”

史景迁本人，对此当然有察觉。在《王氏之死》里，他早早写道：“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教区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而正是这些资料，使我们能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作极其周密细致的解读。”

如今似乎已有点开枝散叶的微观史著作，有很多都可以看作这本书的回响。但史料不足征，也几乎是试图书写微观史的学者，共同面临的问题。王笛对此也很感慨：“虽然我们有二十四史，但如果要研究具体的普通人，特别是超出宫廷、皇帝、著名人物、精英的范围，就感觉到资料真的非常少。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刺客列传》《滑稽列传》显得如此珍贵，在那么早的时候，司马迁就在写这些小人物，但司马迁之后，这些例子在正史中就几乎消失了。”

于去年7月出版的罗新的著作《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打进标题里的主角是北魏的宫女王钟儿，但关于她的史料只有一篇墓志；她存在过的痕迹太缥缈，读完全书，读者也并不能描摹清楚她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