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和家园永在，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和人工智能迸发的年代里，人们在刘慈欣身上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心理之锚：地球注定流浪，家园反而从不曾离开。

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的全部核心，就是想尽办法解决诸如太阳系毁灭一类的巨大危机。

两部《流浪地球》电影，总票房超过90亿元人民币。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小说最著名奖项雨果奖。刘慈欣带来的“科幻热”，似乎给了各种危机叠加下的社会一个“解决之道”：当服膺于一个更大的集体、更大的科学（所谓“大科学”）和更大的“命运”，人们才不至于感到迷茫和失望。

科幻热的兴起，关系的是社会危机的范围、背景，以及背后的认知冲突，而刘慈欣的作品，毋宁说是一个“旧底片”，映照出新的时代显影的同时，透露了旧的时代的历史痕迹，也更明晰地展现了自身的缺陷和局限。

流浪与回家

家和流浪，本来是一组对立概念。

《流浪地球》小说首次发表于《科幻世界》2000年7月刊。该小说以一位孩子的视角，描述太阳氦闪、吞没地球的危机下，地球人因自救方法的差异分为“飞船派”和“地球派”，经历了可怕的疑惧、清洗、杀戮，最终再次操纵地球，踏上寻找新的太阳的漫漫旅途的故事。

这一故事的核心桥段是，联合政府科学家预测到太阳将吞没地球，而民间人士的观测认为太阳丝毫不会膨胀，被煽动起来的民众一哄而上，推翻了联合政府，将科学家们悉数残忍处死。然而，科学家们刚刚死去，太阳就爆发了氦闪。

电影《流浪地球》并没有采用小说的核心理念—拥有绝对理性的技术精英才是拯救地球的最终希望，更没有体现典型的“刘慈欣式”价值观—生存第一、文明第二。影片模仿了好莱坞科幻片的套路，打造“流浪地球”宇宙，生发出地球途经木星被其引力捕获的故事，并用父与子两条线来推进救亡历程。同时，它也企图用更加“接地气”的情节、姿态和情绪，来扭转原著中冷酷的精英主义气息。

电影非常敏锐地放大了原著中具备、但并未过多着墨的部分：地球末日来临，中国人如何发挥主要作用。

和晚清以来的科幻作品相比，《流浪地球》的不同在于：强调世界性危机，而不是国别性的、中国独有的危机。

前者往往带有强烈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色彩：琳琅满目的想象背后，投射着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受到西方冲击的现实。维新变法时期的顽固派曾廉一语道破中西之争：“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科幻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率先反映了知识分子突破“技”“政”“教”的努力，想为孱弱的中国找到世界中的位置。

像碧荷馆主人的长篇军事科幻小说《新纪元》（1908），套用传统神魔小说的斗法模式，描绘了百年之后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一场世界大战。其中先进武器“追魂砂”，参考的就是几年前刚刚发现的元素“镭”。像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思考的是面对未来激烈的国族竞争，中国何以在世界之林立足。自由民主制度令梁启超疑虑重重，写作最终中断。

100多年后，电影《流浪地球》已经不再忧虑中国的位置，中国人是整个“拯救家园”计划理所当然的主要责任人，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只是“龙套”。

100多年后，电影《流浪地球》已经不再忧虑中国的位置，中国人是整个“拯救家园”计划理所当然的主要责任人，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只是“龙套”。

别有意味的是，“家园”的概念，继承了现当代文学里“家”的叙述。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关于家族“吃人”的叙述，构成了新文学的重要起源。八大样板戏之一《红灯记》则与传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家”根本决裂，主角一家三代由“革命”而不是“血缘”联系在一起。到了新时期的《伤痕》（1978），卢新华重新讲述了“家”的内涵，强调“天然”人伦情感不可剥夺。

对于《流浪地球》来说，“家”不是情感的寄居所，而是一个巨大的物理空间—有着46亿年历史、直径12742千米、每365.24219天围绕太阳一周的行星，人类唯一的栖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