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生命的意义是人的本能，也是人需要终其一生，在种种困顿和幸福中去努力体味和获得的。

或许，我们都曾有过一些生命活力不足，理想的生活得不到舒展的时刻，这令人痛苦，却也是提醒—提醒自己，生命中出现的种种匮乏之由来、所去。

以社会学的眼光看，意义的生成是个体与社会耦合的结果，流行思潮、历史传统与社会氛围等外部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當前我们恰逢一个新的转折时期，思想和文化正在交融中酝酿新的变化，如今许多人身上正在发生的意义感缺失，意味着个体与社会之间产生了某种尚未调和的矛盾与张力。

个人需要走出彷徨，才能迎来饱满健康的生活，这需要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进行充分的检视。4月21日，南风窗专访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崇明副教授。

崇明的研究领域涵盖近现代法国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出版有论述法国政治思想史的《启蒙、革命与自由》、研究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创造自由》等学术专著，他主张建立超越性的共同体来应对现代社会的意义缺失问题。

中国人的意义建构

南风窗：普通中国人是怎么构建自己的意义感的？

崇明：对大部分人来说，最关心的是生活本身，而不是对生命的目的和价值进行追问。亚当·斯密曾说，人的基本愿望是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源于得到他人承认的一种渴望，在现代商业社会里表现为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这个论述，事实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文化和价值。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样，这种现代性的欲望，与中国传统文化里追求现世荣耀和满足的特点是十分契合的，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很快接受了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

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使很多中国人的物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也使人们产生了相应的期待，认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所以，对许多国人来说，不断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成为了生活的首要追求，也成为了意义感的重要来源。

对那些从精神层面思考人生意义的人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则是一个绕不开的思想资源，儒道佛的思想仍然浸润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不过，中国进入晚清以来便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影响变得更加全面、深远。1980年代以来的存在主义式的、具有强烈审美倾向的个人主义，成为今天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追求意义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展览、读书活动、深度旅游等文化活动的流行，它们满足的是个人对心性的追求。

此外，还有些人意识到意义的追求不能仅仅局限于自我心性的满足，而应该关切社会、与他人建立一种积极的伦理关系，所以有很多人去做环保、动物保护，去关心弱势群体。我们也不能忽略民族主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中国发展强大之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成为很多中国人思考意义的很重要的角度。

南风窗：最近几年可以看到传统的强势回归，改革开放之后的几代人非常深刻地拥抱了西方文化和思想，这是一种很大的变化。传统文化曾在晚清遭遇了巨大的挫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被贬抑的对象，它现在重新显现出复兴之势。这是如何发生的？

崇明：从20世纪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是朝着现代化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压抑、排斥，但是从未真正消失。即使是20世纪上半期一些像胡适这样西化的知识分子，虽然受到了西方思想的深刻熏陶，但他们个人的生活方式仍然保留了很多传统的特点。

1980年代以来的存在主义式的、具有强烈审美倾向的个人主义，成为今天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追求意义的一种方式。

“文革”以后，知识分子对“左”的激进性进行了反思，有些人认为，病根正在于对传统文化过于敌视。所以在80年代的知识界就已经有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人们认为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例如儒家的非常积极的人生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对知识分子的担当责任的重视。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传统文化不能被抛弃，而是应该和西方的一些理念结合起来。所以在八九十年代梁漱溟、季羡林、金克木等学者的东西文化比较的论述很受关注。

我是70年代生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整体持相对友好和积极的态度，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尽管开放还在扩大、经济仍在继续发展，知识界已经开始发生转变，本来人们以为中国会顺理成章地走向西式现代化的道路，但恰好相反，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兴起，对西方的自由主义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