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今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这句颇为流行的网络语，浅显却恰切地说明，人是如何成其所是。尤其，读什么书，与怎样的心灵同行，会在相当程度上塑造和反映一个人的心灵结构和情感方式。

4月11日，南风窗记者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小兵就此展开对话。唐小兵的研究涉及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出版有研究晚清民国报刊史的《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关注知识分子史的《与民国相遇》，以及记录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遐思见闻的《北美学踪：从温哥华到波士顿》等著作。在严肃阅读衰微之时，他主张“有抵抗的阅读”，倡导知识贵族精神。

重新睁眼看世界

南风窗：想请你谈谈，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唐小兵：今天回头来看，198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重新睁眼看世界，引进和翻译了大量西学。

我这些年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时候中国在思想文化艺术领域，跟欧洲、美国基本上是同步的。后来这个进程中断了，人们进入格式化的思维和话语空间，精神结构是同质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接续和世界的联系，公共文化空间也打开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展现了那时候活跃的公共生活。许纪霖教授指出：“1984年，是奥威尔同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描绘的可怕岁月，但在中国却是走向新启蒙的历史时刻。在这一年的思想界，出现了当时来说并非那么引人瞩目的几件事情：‘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正式出版、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和新一代青年学者开始成为《读书》杂志的主流作者。第二年，北京一批学院的知识分子成立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那时候知识界有非常强烈的民族焦虑感，担心中国被“开除球籍”。何为中国？何为中华民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明的主要架构应该从哪里来？能否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当时的人重新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好像又重新回到100多年前魏源、张之洞身处的晚清世界。所以，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被认为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延续。如我们历史学系的谢天佑教授写的一本书，与坊间流传的孙隆基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抄写本形成相互呼应，都是反思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性。

这中间有个插曲：1980年代庞朴、朱维铮等先生主编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引入余英时先生的中国史研究文集《士与中国文化》，后来还有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等一些文化史著作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节、缓和了80年代激烈的反传统思潮，使人们意识到，其实中国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在现代的视野之中仍旧有它相当积极的一些成分。

余英时的著作，重提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士以天下为己任”“从道不从君”，以及书院文化、清议精神、君子人格等，这些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它们打开了新的认知视野，让人们知道，中国传统是特别丰富多元的，并且不同时期有很多变化，内部有不同的精神动力，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话来说，对于当时中国流行的反传统浪潮起到了“反思平衡”的作用。

余英时的著作，重提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士以天下为己任”“从道不从君”，以及书院文化、清议精神、君子人格等，对于当时中国流行的反传统浪潮起到了“反思平衡”的作用。

1980年代的各种派别和取向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态度的同一性”，都趋向于寻求改革的道路，至于怎么改，方案不一。中国从近代以来都是如此，我们学过法国道路、英国道路、德国道路、美国道路、俄国道路，不断尝试。我校思勉高研院杨国强教授说，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求弯道超车的过程，我们总是要找到不同的蓝图，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迅速地实现中国的全面复兴，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的重负。

到了199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分化，并且有一系列论战。关于这一段历史，可以参考许纪霖教授等共同完成的《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

在我看来，主要的变化，一个是人文精神大讨论。这是1994年前后，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许纪霖等老师主要发起和讨论的。因为90年代中国社会世俗主义潮流兴起，很多年轻学者都下海了。人们突然发现，“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杀猪刀”，知识分子好像又被边缘化了，也感到人文精神正在丧失，所以重提人文精神，提倡不能屈从于主流的成功哲学，要讲人的解放、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

在这个进程中，人们也慢慢发现，市场经济并不像1980年代人们所期待的，会带来更深层的变化。市场经济是来了，但它似乎像魔鬼一样把一切吞噬了，人与人之间只剩下金钱的关系。在人文反思中，知识界也认识到，启蒙不是单线的，而是复线的，就像阿伦特所讲的，是一个复数的多重启蒙的结构。这个社会需要稳健的、温和的、多元的启蒙理念。比如，像90年代初王元化先生发表的《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战》就对五四启蒙进行了深刻反思。

另外，整个1990年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国学热和中国传统的复兴，强调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很多学者也开始跟进，新儒家兴起，国内有蒋庆、陈明、陈来等，国外有哈佛的杜维明，“里应外合”。

南风窗：代表中产趣味的大众文化在这时候也兴起了，并在此后蓬勃发展，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产的趣味、价值观覆盖和统御了中國当下文化的几乎所有面向。

唐小兵：关于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1990年代后期特别流行的读物是《格调》，讲究小资趣味。那时候很多人对未来都有一种中产阶层的浪漫想象，这类读物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比如卫慧的《上海宝贝》以及各种关于生活方式的主题书。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各种跟上海有关的书籍的出版引发了对民国上海的怀旧热潮。这种怀旧背后隐含的，也是对1950年代后被系统压抑的大众文化和都市文化的召唤和重温。199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各个地方的都市报几乎遍地开花，而这些都市报的很多版面都是在讲授中产阶层的美好生活如何可能。

总体来说，1990年代是比较多元的，特别热闹。到2000年前后，网络出现了，观念和思想的战场变得更加广阔。这个潮流一直持续，我觉得大概到2010年前后，开始慢慢变成今天这样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和网红时代，从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急剧转型为流量为王的时代。

已出现代际差异

南风窗：你提到1980年代以来，我们是重新睁眼看世界，意识到西方世界内部也是复杂的，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打交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