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结婚后，魏萌辞掉了南京的工作，回了老家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那是2020年的事。

他们早就想好，婚后就要孩子，娃要自己带。没有南京户口，意味着孩子将来上学有不少困难。为了陪伴孩子，他们决定在老家所在的县城安家。

魏萌在五河县的农村长大，由爷爷奶奶抚养过一段时间，到县城读书后，她被寄养在姑姑家。在她的记忆中，放暑假时，她就能见到父母。有时，他们也会在春节回家。

“留守儿童”成为魏萌身上的烙印。她跟父母见面不多，感情不深，甚至并不期待与父母见面。

她明白，当时父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外出务工。但对现在的魏萌而言，收入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就够了。她说，想将孩子带在身边，“不想仅仅因为金钱疏离了我们的感情”。

像魏萌一般，带着“留守儿童”身份长大的人不是少数。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但这个群体并没有随即消失。2023年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仍有902万人。

待留守儿童长大，成为新一代务工者后，有人再次面临与当时父母相同的选择：将孩子留在家乡托亲属照顾，或是带着孩子一同务工。

为了不让后代成为留守儿童，魏萌跟一批曾经的“留守儿童”一样，选择了带娃务工。

他们不对选项设限，在投身孩子教育的同时，也以另一种方式谋生，并以此疗愈自己。

决 定

孩子出生后，魏萌第一次有了生活的目标。

她希望对孩子来说，自己是一个“好妈妈”。她尽量给孩子带来更多的陪伴，会和孩子玩游戏，帮她洗澡，给她讲睡前故事。这是她在幼时未曾体验过的。

可带娃务工并不容易。回乡的头三年，魏萌全职在家陪孩子。丈夫的工作成为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每年都存不下钱。孩子上幼儿园后，她重新找了一份社区的工作，工资比在南京时少了大半。美容医疗专业毕业的她，在当地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但想到这份工作不那么忙，让她有空陪伴孩子，魏萌就不太在意收入的落差。

决定亲自带娃后，同样有过留守经历的莹莹，也当过一年全职妈妈。

2016年，莹莹怀孕了。强烈的妊娠反应让她难以继续工作，她离开了工作4年的手作工作室。孩子出生那年，她成为全职妈妈，每天都在盘算着当日的生活支出与经济收入。

没有工作的那年，经济担子压在丈夫一人身上。他们背负着每月2000余元的房贷，可丈夫月收入不到6000元。“我如果没有一点收入的话，比较紧张。”莹莹说。

难的时候，家里老人让他们把孩子送回老家村里，但她都拒绝了。

隔年，莹莹开始在家边带娃边做兼职。她发过购物优惠券，代理过纸尿裤、火腿，卖过女装，试过在白天同时做两份兼职。夜晚，将孩子哄睡后，她再抽空制作手工皮具。

莹莹兼职的收入未能有效缓解家庭的拮据。但扎紧裤腰带，他们也能勉强度日。零碎的收入能让她和孩子在解决温饱之外，再额外买点水果和零食。

跟莹莹一样，在照顾孩子之余，丽丽也在思考多赚一些“买菜钱”。

对农村长大的丽丽而言，城市生活开销很大，钱攒不下，人也焦虑。丽丽说，每个月要还4000元房贷，算上杂七杂八的开支，一年攒不下几个钱。

有天晚上，丽丽的女儿说想吃牛肉。她去市场买了一盒，做了土豆炖牛肉。